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都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其文化外延可概括为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中下游和闽东地区使用福州方言的族群所创造的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的区域文化。其文化内涵可以概括为以闽越文化为基础，以儒学为主体，由理学、闽学、侯官新学一脉相承的区域文化。其文化特质可以概括为儒雅、重文、开放、求变。闽都文化的产生、形成、发展上自秦汉下至近代，在不断丰富发展自身的同时，也为激发传统文化的不断更新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作为汉唐清三代的重要港口，推动中国海上丝路文化繁荣发达

　　汉高祖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福州），始设东冶港。“建初八年……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汎海而至。……至今遂为常路”（范晔：《后汉书·郑弘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这七郡即：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位于今天两广与越南北部和中部，说明在东汉前期，东冶与中南半岛已经开辟了定期航线，成为当时东南海运的枢纽和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来自中南半岛的海外商品皆在此集散转运。

　　中唐时期，北方战乱频仍，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中国的对外经贸文化交流重心逐渐向东南沿海转移，使福州在唐代中期至五代期间，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并与广州、扬州并列为唐代三大贸易港口。当时和福州港有交通往来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琉球、倭国、林邑、赤土、真腊、婆利、新罗、三佛齐、天竺等。唐末五代商船由福洲港出发，北上东海，纵跨南海、横越印度洋，至东南亚，远达非洲，将中国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等物产运往海外，带回西方香水、毛织品、玻璃器皿、象牙等异域珍品。福州港从汉晋肇始到唐五代的鼎盛，奠定了对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格局，进而推动和发展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19世纪60—90年代，由于欧美茶叶市场对头春新茶的大量需求，高额利润使得各国茶商间展开运茶的竞赛，“世界上最好的造船师正在从事建造船只使新茶能够提前若干天运到。”（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第58页，茶叶研究社2008年版）福州繁华的茶叶贸易，成了福建省重要的税收来源。在经济基础的支持下，洋务派在福州开始了近代化转型的尝试，朝廷批准闽浙总督左宗棠在闽江口岸创立了福州船政。“福州是中国的主要茶叶市场之一，距兵工厂所在地和装运茶叶的港口约七英里。在所谓开放港口之中，这里也许是最具特色的。”（约翰·汤姆森：《镜头前的旧中国——约翰·汤姆森游记》第125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1年版）1883年后，福州一跃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茶叶出口港，成为牵动欧美经济中枢的世界茶都。茶叶贸易和近代化海防建设同步进行，这正是福州港有别于中国其他港口的重要特点。

　　二、开闽学先河，为理学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奠定基础

　　北宋建立之初，急需重建社会伦理秩序。宋初为复兴儒学，在“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并起之时，“闽中四先生亦讲学于海上”。1126年，金朝大军南下，虏走徽、钦二帝北去，北宋王朝结束。南宋迁都临安，偏安于长江以南的区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金朝虽拥有长江以北的广阔领域，但文化落后承担不了发展儒学的历史重任。儒家道统再次面临覆亡的险境。中华传统主流文化存续复兴的地理坐标南移成为必然，正如张载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历史选择了福建。“海滨四先生”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在闽中首倡理学，名闻天下。

　　福州“海滨四先生”在闽中倡导理学的贡献，在二程和张载之前，亦早于朱熹半个多世纪。在他们孜孜传授儒学大道，开闽学先河的基础上，朱熹传承洛、濂、关理学三学派学说，克服了儒家经典学究化、泥古不化、脱离实际的自身问题，集其大成而为闽学，建立起新儒学体系。闽学作为朱熹的学说思想，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其思想影响持续到宋之后的各个朝代。

　　三、宋代福州科举成就，引领中国科举教育文化

　　随着宋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宋兴，闽八郡之士取名第如拾芥，相挽引居台省，历卿相不绝于世，举天下言得第之多者必以闽为首称。”（《八闽通志·选举》，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福州作为八闽首府，书院达37所，朱熹称“福州之学，在东南最盛”。宋代科举状况尤盛。据梁克家《三山志》记载：“由太平兴国五年，至今淳熙八年，凡二百有二年，以科目进者一千三百三十有九人。……何其日盛一日也。”（梁克家：《三山志·人物类·科名》卷26，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据美国学者贾志扬统计，宋代全国共取进士28933名，福建进士有7144名，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4.7%，近乎1/4，居全国之首。而福州进士达2799名，居全省第一。再据明代朱希召编的《宋代科状元录》记载，宋代有文献可考的113位状元中，闽籍有19位，其中8位为福州籍，几占全省状元总数的一半。（朱希召：《宋代科状元录》，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

　　闽都科举文化之所以能名列全国前茅，一是得益于先后在福州主持政务官员的推动，如蔡襄、张伯玉、程师孟、曾巩等硕学大儒，推动了福州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二是得益于“海滨四先生”开创闽学先河，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在闽中传扬儒家大道之说，使地方士人深受影响；三是得益于天地正气，南宋时李纲、文天祥、杨时、朱熹、黄勉斋、张元幹、陆游、辛弃疾、赵汝愚等文臣武将、儒学大师，极大提升闽都文化的思想内涵，使得闽都文化实现从地域文化向全国主流文化的飞跃，宋代科举文化的发达是闽都文化优势的重要标志。

　　四、晚清以来涌现一批民族精英，引领中国现代社会转型

　　闽都文化为近代中国社会孕育出了林则徐、徐继畬、严复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精英，他们为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成为引领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文化先驱。

　　在闭关锁国的时代，林则徐即已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介绍外国的文献。在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林则徐最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他开创了中国近代研究西方文明的风气，为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产生和向现代社会转型打下基础。

　　道光二十八年，福建巡抚徐继畬编成出版《瀛环志略》，对“不僭位号”、“不传子孙”、“推举之法”、“天下为公”、“公器付之公论”的共和体制给予高度评价，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开放、海权意识和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其程度都大大超越了同时代的官员和思想家，对唤醒国人的世界意识，推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起到积极作用。

　　严复作为近代中国卓越的启蒙思想家，他的《天演论》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规律的揭示，唤醒了民族救亡图存的激情。严复提出，面对进步发达的西方列强，贫穷落后的中国遭遇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只有变法图强才能使中华民族得以生存。严复对维新变法、民主政治、中西文化关系、传统与现代关系、国家权力与人民地位、渐进式改革与国家振兴等问题都有深刻的阐述。作为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严复宣称“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无不深受严复思想的影响。（作者：赵君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