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河与商丘的历史探源

　　殷商时期始到明清乃至当代，黄河与商丘都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关注黄河，不能不关注黄河流经的城市和历史变迁，以及黄河带给它所流经的城市的伤痕亦或兴盛，黄河对其所流经的城市或多或少都有影响，比如对城市气质、历史、水利、生态、农业、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深刻影响。尤其是深受其改道变迁频繁之苦的黄河下游区域，城市的发展变迁尤为凸显。

　　黄河是一条河道变迁无常的河流，河道迁改带来的灾祸不亚于战争，而它决徙的地点绝大多数都发生在下游。据记载，几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1500多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其中特别重大的改道发生过6次。河道摆动的范围，遍及整个黄淮平原，北抵海河，南达淮河，甚至波及淮河南岸的苏北地区，在这片方圆25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到处留下了黄河振荡的痕迹。

　　战国末年（公元前360年）兴修鸿沟，串联睢水，古黄河和古睢水连通有了交集。鸿沟是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彼时黄河被称为“浊水”。从这个意义上看，黄河是睢水的重要源头，睢水附近曾孕育了水族（睢水音节相近，以水代睢，后来水族南迁，至今仍活跃于贵州黔南一带）,水族与中原文化的渊源足以说明，中华民族一家亲，宗族纽带关系有时候就是靠简单信仰图腾来维系，睢水俨然有一种神圣的历史使命。

　　隋朝的通济渠，以开封陈留镇到商丘虞城县谷熟镇段的睢水河道为通济渠西段，金元以后黄河南灌，故道逐渐被湮没。直到1629年黄河决溢，睢水故道遂湮。

　　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黄河决塞，河道发生比较明显变化。当时黄河在李固渡（今河南省滑县西南）附近溃决，冲出一条新的河道，即由李固渡向东南流经今长垣东北、东明南、定陶西、曹县南、虞城东北、砀山北、萧县北，绕经徐州与旧有河道汇合，东南经今邳县西南汇入淮水。这一时期，黄河河道变迁频繁，金哀宗开兴元年（1232年），黄河经兰考，过睢县由睢水夺宿迁入淮。当时，蒙古军围攻金朝的归德（今商丘附近）。金人困守危城，人心惶惶，为确保城池，金人曾计划在凤池口（今商丘西北22华里处）扒开河堤，放水护城。蒙古军大军压城，金人无人突围成功施行放水护城计划。然蒙古军队也想到河水灌城的破城之策，便挖开凤池口，滔滔黄河水从归德西北倾泻而下，由于城高，河水并未灌入城内，而是绕城而过，在归德西南流入濉水，夺濉入泗，最后，归德城因决出的黄河水作为屏蔽而保全下来。此次人为决河，在黄河变迁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它促使黄河第一次走入了濉河河道，使黄河河道的摆动范围超出泗水，进一步移向西南。这也是黄河与归德城（今商丘）的历史链接，同时佐证了归德城天然城池的坚固。

　　1234年，南宋与蒙古南侵军交战，蒙古南侵者决河伎俩再现，此次决河口在开封以北20多华里的寸金淀。河决水南流，经封丘、开封到杞县，分成三股岔流，其中一支经濉河旧道东流，过睢县南、谷熟镇、会亭镇南等地，至永城北进入汴河故道，流向东南，经宿州、灵璧、泗县等地，最后汇入淮河。

　　1286年十月，黄河在原武、阳武、中牟、延津、开封、祥符、杞县、睢州等15处决口，决口地点几乎布满了黄河下游夺淮以前的各段河道。

　　1297年，黄河在杞县蒲口决口，经商丘、夏邑境内，过徐州入泗水再转入淮河。此时，黄河下游河道又出现北移趋势，河道北徙带来了洪水泛滥，造成严重的灾难。

　　1351年，元代著名河防大臣、水利学家贾鲁负责主持治河工程，针对当时“黄河决溢，千里蒙害，浸城郭，飘室庐，坏禾稼，百姓已其毒”，沿河人民背井离乡，卖儿卖女的凄惨局面，贾鲁被任命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开始了黄河治理史上著名的“贾鲁治河”，他采取疏塞并举，先疏后塞策略，重新固定下游河道，一方面堵塞北流河道，另一方面疏浚河道，修补了一百多处堤岸，拯救万民于洪水之中。新的河道大体经过今封丘南、开封北，穿东明、兰考之间，绕商丘北、虞城南，流经夏邑、砀山之间，东经萧县北，在徐州入泗水，最后入淮河。这条河道特点是对河道的深广和堤岸的高地宽狭有统一标准，工程建制完备，人们也把这条河道称为“贾鲁河”。

　　1416年，开封附近的河道决口，东南流经杞县、睢县、柘城汇入涡河。

　　1489年，黄河下游河道在原武至开封间出现多处决口，北决的正流东经今原阳、封丘、开封、兰考、商丘等地，东趋徐州入运河。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洪水先向西北冲淹封丘、祥符各县，又向东流溢于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分为多股支流，这次改道结束了黄河由淮入海的历史，黄河下游河道转向东北流，注入渤海，恢复北宋以前的流向。

　　“安史之乱”睢阳城将士守城有功，江淮屏障保护了南方的稳定，但也是唐朝南北经济的分水岭，尤其是宋室南迁后，北方经济渐渐不如南方，由于失去了经济依托，黄河流域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也要依托漕运来支撑，黄河与大运河产生交集，黄河水曾起到重要的补给来维持航道运行，商丘是隋唐大运河的节点城市,隋唐大运河商丘段长约200公里,在隋唐至南宋初期繁盛一时,至宋室南迁江南后,隋唐大运河商丘段逐日萧条,今商丘南关码头遗址(隋唐大运河商丘码头遗址)为中国大运河考古首次也是唯一发现的城市河岸,堪比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场景,隋唐大运河商丘段申遗成功后,这也是商丘与世界对话的文化依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无论作为交通枢纽，还是作为北宋黄河流域城市群的一员，商丘因其天然地利禀赋而又与黄河、大运河发生有重要交汇，故而，商丘的河流水系迁徙也有着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睢水，亦濉河，中国古代著名河流，也是与黄河发生联系的一条大河。《水经注》载，“睢水向东流经南亳，即商汤所都。睢水又东迳睢阳县故城南，周武王封微子启于宋以嗣殷后，为宋都也。”睢水与黄河改道也发生了时空的交汇，无论商汤还是微子启都在睢水附近建都，这与因水而城生有必然联系，也再次说明，古都商丘的历史因水而兴，又因水而迁徙的辩证关系。

　　殷商时期，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殷商文明代表了黄河流域的文明发达程度，可以说中华文明正是在殷商文明基础之上逐步走向辉煌，而豫东之商丘，被称为“殷商之源”，拥有璀璨的东方思想智慧大家，万世之师孔子、道家始祖老子、墨家墨子、名家惠施皆诞生于以商丘为核心的方圆两百公里的圣人文化圈。因此，商丘在华夏文明史上的源头地位不容忽视，商丘也无疑处于华夏文明核心区，商丘历史名人对黄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与黄河下游影响有一定关系，黄河、城市、城市文明有着密切联系。

　　二、商丘黄河故道是黄河文化的组成部分

　　黄河与长江，一北一南，都是中国文明之源，华夏之根。黄河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样。黄河治理文化、黄河生态文化、黄河历史文化、黄河名胜文化、黄河故事传说、黄河科学技术文化、黄河文学艺术等都属于黄河文化大类。民俗、服饰、饮食、建筑、宗教、军事、农耕、考古等属于黄河文化的具体细分。而秦陇文化、河套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是黄河文化与所流经的区域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也是黄河文化的一部分。黄河文化的研究可以立足于不同的视域，无论哪一种角度，都具有较大的价值。很明显，黄河故道可以说是黄河文化的一部分，在不同维度都可以找到其作为黄河文化一部分的价值支撑点。

　　一般而言，黄河曾经流经的河床及其所遗留下来的故有河道，皆可称为黄河故道。目前，学界和民间所称的黄河故道特指位于今黄河河床以南、淮海流域北部、1855年黄河北徙前夕、河南兰考以下至入海口的黄河故道。这段故道又被称为“废黄河”“淤黄河”“故黄河”。也可以说，黄河故道也是研究黄河河床、河道、水文、文化、历史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黄河故道西起兰考县东坝头，东至江苏省滨河县海滨港镇入海口，流经开封、商丘、菏泽、淮北、徐州、宿迁、淮安、盐城，总长度为775公里。故道横卧黄淮平原，和郑徐高铁几乎并行，跨四省八市，域内总人口2600多万，农业人口将近2000万，蕴含丰富的资源，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系黄河流域具有国家级意义的区域生态带、经济带、文化带。而商丘930万人口的城市，占黄河故道沿线城市群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多，商丘亦是粮食重要产区，故而商丘黄河故道的研究价值不容小觑。

　　黄河流域农田水利特点之一是放水淤田，由于黄河干支流从黄河上游冲下富含有机质的泥沙，中下游可以把泥沙沉淤到预定的田地，改善土壤，提高土壤肥力，增加粮食产量。黄淮平原主要由黄河、淮河下游淤泥冲积而成，所以，黄河故道沿线城市基本是黄淮平原重要农产区。

　　商丘明清黄河故道西起民权县野岗乡温庄村，东至虞城县张集镇豫皖交界处，全长146公里，自西向东横贯民权县、梁园区、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虞城县，流域面积1408平方公里，原有113万亩沙化土地，沿途有任庄、林七、吴屯、郑阁、马楼、石庄、王安庄7座水库，是商丘市风沙危害的主要源头。

　　民权县是一座北望黄河的小城，拥有故道万亩沃土，民权葡萄老藤的历史也经受了黄河、风沙的洗礼，这样的葡萄是上天的恩赐，民权葡萄酒历史上辉煌过，产有红极一时的“长城”葡萄酒，由于商业原因错失商标权，但这并没有阻挡民权红酒前进的脚步，近年来，民权红酒再度发力，冷谷红等品牌成为悦享人生的佳酿，民权红酒因独特的产地，逐步成为河南区域知名品牌，为黄河故道饮酒文化增添几分中庸之道。

　　虞城县的田庙乡、乔集乡、张集镇都属于商丘黄河故道腹地，植有大量经济果木，盛产苹果、梨子、桃等畅销水果，此区域也是豫东最大的果林之乡，虞城红富士“个大红润”“汁多甜脆”，广受市场赞誉，这无疑得益于黄河故道周边土壤肥力，所以，虞城红富士也具有较高的品牌价值。

　　民权申甘林带、商丘国家森林公园都是黄河故道生态屏障，固沙涵氧，天然生态，既是治沙防风的结果，也是对黄河故道的一种重要保护举措。这里面又蕴含着商丘几代人对黄河故道风沙治理的心血和汗水，它们无疑是黄河治理文化一个重要方面。

　　固堤放淤是明清治黄史的主要方略，潘季驯治水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他主张通过堤防束紧河水，通过完备的堤防体制，实现了“束水攻沙”的治河意图，为治理黄害开辟一条蹊径。因此，明清黄河故道大堤是治黄见证，至今黄河故道沿线城市可见故道大堤，而商丘黄河故道沿线大堤仍有完好遗存。这也彰显了黄河故道在黄河治理文化历史上的价值。

　　无论是果乡林带，还是水库，故道大堤，无不蕴含着深厚的黄河文化，它们是黄河治理文化、黄河农业文化、黄河生态文化、黄河历史文化、黄河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的合集，所以，商丘黄河故道在黄河文化中具有一定的价值，研究黄河文化，黄河故道不可缺，商丘黄河故道亦然。

　　三、商丘黄河故道边上的古都城

　　黄河下游曾存在许多湖泊，由于黄河泛滥，把大量泥沙淤积到这些湖泊当中，湖泊渐次堰塞，最终被淤为平地。“利民”一词最早出于《商君书·去强》：古代指工商业者；有利于民。水乃万物之源，利民镇是“上古九泽”孟诸泽水域重地。孟诸泽是位于商丘、虞城北面的面积较大的一个湖泊，唐代，孟诸泽周围约50多华里，一度为几大泽之首，宋代以后逐步淤平。

　　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大约四千多年前，在黄河下游居住着很多氏族部落，当时，人们定居的位置选择在河流湖泊不远也不太靠近的地方。舜先前是虞部落的首领，被称为“虞舜”，其子义均封于商（今虞城），是谓商均，他继承有虞氏之号后，将封地“商”改为“虞国”，建都虞城（今利民），商均便成为夏朝虞国开国之君，商均其实也是协助大禹治水有功之人，在《尚书》中有载，商均说“羿的射箭技术高明，就负责射太阳，我和禹负责治理洪水。”今有商均墓祠坐落于利民古城，墓冢的高台就是后人祭奠商均，感恩商均功德的见证。所以，虞城四千年历史的渊源，要从商均计起。

　　少康是夏的第六代天子，少康中兴是少康中兴夏朝，复兴夏朝的励志典范，他逃过了敌人的追杀，逃奔有虞氏，做了庖正（掌管餐饮，发明了酿酒术），有虞国之君虞思（商均儿子）将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少康忍辱负重最终逆袭，建都纶邑（又称纶城，为有虞部落活动区域，少康投奔的有虞和他受封的纶均在虞城利民），他勤政爱民，精于农业水利，出现了夏中兴的局势。

　　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都亳，建立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王朝——商朝，商汤的宰相伊尹是一位治国理政的大臣，还是烹饪界的鼻祖，他跟随商汤，辅佐商汤，用五味调和原理阐释治国理念，伊尹辅佐商汤的故事一度成为美谈。从商丘与黄河之间的历史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商汤都亳，应该是距离黄河不近不远的区域（一说在今虞城县谷熟镇一带），包括后来黄河改道流经商丘的变迁图也可以看出端倪，商汤之商朝无愧于黄河边的第一古都，而亳地属于商丘的版图，殷商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关系由此而生。

　　商均封地和少康建都地均在虞国（今利民），岁月变迁，利民曾是虞城县府所在地，被称为虞城老城，据县志记载，1954年，南谷熟县与北虞城县合并为新的虞城县，虞城县城所在地由利民镇迁到马牧集（今虞城县城），虞城县的名称有1400多年之久，与四千多年的有虞、虞国一脉相承。商均建都至明嘉靖年间的利民旧城因黄河水患，沉埋于地下，而如今的利民古城新貌仍可见城湖、城廓，俯瞰如今的利民古城，依然可以看到古代城市城池的建制，与商丘古城联袂，堪称“姊妹双城”。

　　利民镇的镇域经济在虞城名列前茅，诞生了区域农业产业化龙头品牌——科迪，科迪的过去现在堪称草根创业奋斗史的教科书，它带动了周边食品产业链的发展，助力了农民脱贫，其模式有成功经验，其经营也有很多警示，黄河故道有机生态牧场一度成为科迪乳业的一张名牌，而且在三聚氰胺利空来袭之时，科迪乳业健康无价的品牌价值一度受到消费者的信赖。关于其未来，我们认为在商丘为数不多的上市企业中，科迪依然值得关注，因为，它曾经是利民的荣耀，也是商丘的荣耀，甚至是河南的荣耀。

　　总之，历史上商丘古都城与黄河、黄河故道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不止商汤都亳、商均封虞、少康中兴这三个典型的古都城，商丘还有一些古都、部落、古镇都有同样的历史变迁，它们虽然湮没于历史洪流之中，但是，对于后人研究河、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样本，尤其是利民古城之于商丘黄河故道具有较高的历史和当代价值，也是商丘黄河故道在黄河文化中的价值体现。（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