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巴金，在其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向广大读者奉献了大量的文学精品。其中许多散文、随笔、文艺评论类作品，是在报纸上发表的。作为在文化界有着重要影响的一张报纸，《光明日报》也刊发了巴金的一些作品。

　　50、60年代，巴金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作品，像1955年9月24日《文艺生活》版上的《让每个人的青春都开放美丽的花朵》，是为当时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而作的。散文用充满激情的瑰丽的语言，讴歌了青年建设者们的杰出贡献：“你们用年轻的热情、高度的责任感和忘我的劳动给祖国的河山增添了多少美丽，给我们的国家增添了多少财富，给我们的时代增添了多少光彩！”

　　十年“文革”浩劫中，巴金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受到迫害，《光明日报》上自然也见不到他的名字。但这期间，他一直同报社文艺部编辑黎丁保持着联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巴金全集》第24卷中，收录了巴金写给黎丁的近30封信，起迄时间分别为1946年和1987年，时间跨度长达40多年。经历了几十年的交往，两人之间不再是作者和编辑的普通交往，而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点从信里可以看出。在信中，巴金谈生活和工作，谈自己的身体和健康，谈家人近况，谈俩人共同的朋友的情况，谈对国家形势的关心。现将谈及《光明日报》的有关信件简单介绍一下，从中可以看到巴金一直很注意阅读《光明日报》。

　　1974年3月20日的信中写道：“寄来《光明日报》（刊有张永枚同志的诗报告）收到，谢谢。上次寄的《光明日报》也收到了……《光明日报》上好文章也不少，我已订了一份，以后你不用寄来了。”这里所说的“诗报告”，是指刊发于《光明日报》3月15日2版的《西沙之战》。

　　1975年12月13日的信中写道：“最近黄河清兄向我要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周建老写的《鲁迅与自然科学》，我只找到一份10月28日的《光明日报》（《自然科学》第二期），下一半记不起发表在哪一天的报上。现在只好麻烦你，请你给我寄一份10月28日的《光明日报》和两份刊载周建老文章下篇的报纸（即《自然科学》第三期）。十分感谢。”

　　1976年11月26日的信，字里行间，流露出粉碎“四人帮”后作者欢欣的心情，和对新生活的憧憬。“‘四人帮’揪出后，我也感觉到头上的大石搬掉了，连睡觉也安稳得多。我的问题也有彻底解决的希望了……我想要一张本月20日（星期六）的《光明日报》，就是刊载柳鸣九《“彻底批判”论必须批判》文章的那张。我是订了《光明日报》的，可是有几个朋友要看，我那张报纸找不到了。倘使方便，希望能寄一张给我。”

　　不久后，在1977年1月7日的信中，巴金进一步表达了内心的喜悦：“‘四人帮’打倒，大快人心，全国一片新气象，大家心情舒畅，意气昂扬。现在又有两件事麻烦你：一、寄给我一份1月7日的《光明日报》，就是登载李瑛长诗的那一份（指李瑛悼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一月的哀思》——编者注）。有个写诗的朋友喜欢这首诗，他从电视节目中听到这首诗的朗诵。”

　　1977年7月29日信中写道：“《光明日报》刊载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语录的那一张，还是请你找两份寄来。”这里指的是《光明日报》7月12日用一版整版转二版上半版的篇幅刊发的《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部分论述》。这篇文章分四个部分：一、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二、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三、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四、造就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报纸“编者按”明确表达了刊登这篇文章的宗旨：为了彻底清算“四人帮”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全面而准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虽然信中没有细说，但可以想见，不久前刚刚获得“第二次的解放”（这是他发表在当年6月11日《文汇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的巴金，会从这篇文章受到极大的鼓舞，会强烈地感觉到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

　　重返文坛后，巴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勤奋笔耕，写作和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包括给《光明日报》写稿。这一点在1978年11月27日信中也有记载。信里写道：“我最近仍忙，身体又不好，因此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但也常常想念你，还怀念今年三月在前门饭店的那一段生活。西光同志要我写文章，讲过两次，回来以后我写文章不多，索稿的人不少，文债一直无法还清。昨天写好一篇短文，寄给你看看，《光明》能用就请发表，如不便用，就寄还给我，过几天我另外寄短文给你。”信中“前门饭店的那一段生活”，指的是当年巴金来京参加人大会议，下榻在《光明日报》社对面的前门饭店，这期间，黎丁和报社文艺部的几位同志曾前去看望他。“西光同志”，是指当时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

　　除了勤奋写作，巴金还十分关心祖国的文化事业，提出许多建议。其中他操心最多、下力气最多、也寄希望最多的，便是建立“现代文学资料馆”一事。早在1979年，他就萌生了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想法，在写于1980年、发表于1981年初的《创作回忆录·关于〈寒夜〉》一文中，他建议，“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

　　1981年10月21日，《光明日报》在三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巴金《现代文学资料馆》一文。文章是这样深情地开头的：“近两年来我经常在想一件事：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过来时我还把梦境当作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这篇2000多字的作品，详细介绍了他的这一想法的由来，阐述了做好这件事情的重大意义。“文革”中彻底否定作家作品，文学资料成了“四旧”，被无情地毁掉，使他痛心不已。“毁弃过去的资料，否认自己的祖宗，这是愚蠢而徒劳的。”他主张要把散落的现代文学的资料搜集起来，加以整理保存，因为“文学是民族和人类的财产。”“我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

　　巴金建立现代文学馆的倡议，被多种报纸、媒体传播出去，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首先得到了孔罗荪、曹禺、李健吾等几个老友的支持，茅盾、叶圣陶、冰心、夏衍等闻讯也表示要鼎力相助。同年10月，中国作协即成立了建馆筹委会，在中央及北京市有关部门协助下，选定北京西郊万寿寺西院作为临时馆址，在1982年10月举行了成立典礼。巴金先是捐赠了自己历年积存的稿费15万元，嗣后又陆续捐赠了个人所获海内外的稿费与巨额文学奖金，并先后捐献图书、杂志、手稿、书信、照片、文物等。在他的带动和推动下，这一重大的文化工程进展迅速。1994年4月23日《光明日报》《文荟》副刊刊发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舒乙（老舍之子的文章《巴金和现代文学馆》。文章谈到，截至1994年初，文学馆已有各种文学藏品24万多件，可谓初具规模，并且按照巴老“做实事”的要求，已经开展了不少工作。

　　《光明日报》不但发表了巴金的倡议，还为促进这一事业的发展做了进一步的努力。1986年6月19日《光明日报》《文学与艺术》专刊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开辟了“作家书简”专栏。这些书简都是由现代文学馆提供、在报纸上首次发表的作为专栏的开篇，刊登了《巴金与现代文学馆——巴金书简三封》。前两封是巴金写给老友萧乾的。1986年2月17日的信里写道，“你为文学馆多出力，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后代子孙会感激你的。不管文学馆有多少困难，有多少缺点，但我们必须支持它。”在得知萧乾也捐赠了大批资料后，同年3月14日巴金又写信称赞：“你做了一件好事，谢谢你。让我们大家继续努力，把文学馆办好。这样才算是为精神文明的建设尽了一点义务。我们有多少力就出多少力，单靠说空话不会有什么用。”第三封是1982年写给孔罗荪的：“我关心的还是文学馆的事。先把牌子挂起来，再催房子，如困难不妨找乔木同志帮忙。一有房子，我就准备把捐赠的书刊和资料送出去……这的确是件好事，也值得花费您晚年的宝贵时间、精务和心血。”

　　巴金老人为现代文学馆殚精竭虑，有口皆碑。《光明日报》这个专栏的开设，也算是这张知识界最具影响的报纸对于祖国文学事业的一种舆论支持、一种“鼓与呼”吧。

　　（作者：彭程）

　　《光明日报》（ 1999年7月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