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谈创作、学者谈作家”系列演讲之一

永远的冰心

演讲时间：2009年3月　演讲地点：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者按

　　从这期开始，光明讲坛与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将陆续推出“作家谈创作、学者谈作家”系列演讲。演讲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是请当代作家谈自己的创作经历，另一部分请专家学者谈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和思想。

　　今年2月28日是冰心先生逝世10周年的纪念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三场演讲，现将部分演讲整理后择要刊出。

　　特约主持人开场语（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

　　现代人似乎变得越来越爱自己，惟利是图者可以嘴上挂着淡泊名利的老庄，鸿儒般纵论着传统文化，私下里却把文化变成了营销牟利的手段，这尤显出了冰心老人爱的高尚和纯洁。

　　冰心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她是带着爱和梦去了天国。她原就是上帝派往人间的爱的使者。她历经了百年的风雨沧桑，以那无私广博的圣爱，滋润恩泽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她的生命在爱里得到了升华。

　　散文一向是冰心最爱的文学形式。她的散文具有最广泛的影响，“青年的读者，有不受鲁迅影响的，可是，不受冰心文字影响的，那是很少的。”

　　冰心散文是一个真善美同一的艺术世界，她赞美自然，讴歌自然，爱慕贤良，探索真理。她的前期作品如《寄小读者》、《山中杂记》等，正是她真的人格、美的灵性、善的箴言的结合体，是自我真善美人格的写照，同时也寄托了她最高的真善美理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儿童文学创作上，希望把儿童培养成更诚实、更勇敢、更高尚的孩子。上世纪80年代以后，她更以切近生活的热情与力度显示自我，回首历史，以她至诚至真的理念与希望，完成了整个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史。晚年冰心常说自己“无官可免，无权可夺，无薪可降。”她以这样一种背负十字架的献身品格和崇高的爱的理想，以一颗爱祖国爱人民坚如金石的心，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晚年的冰心文章写得越来越短，可它是把经过筛选的感情凝聚起来了，看似平淡，实则内蕴辣味，深含着对人生的思考，秀逸中透出苍劲，纯厚里溢满激越。

　　“假如生命是无味的，我不要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冰心老人带着满足，走了，走进了她礼赞过的“沉默的终归，永远的安慰。”

　　冰心老人带着她翠绿的梦走了，她会把她的圣爱也带走吗？眼前人们在利益和金钱驱动下奔忙的景象叫我害怕，我们还会再有冰心老人的圣爱吗？现代人似乎变得越来越爱自己，惟利是图者可以嘴上挂着淡泊名利的老庄，鸿儒般纵论着传统文化，私下里却把文化变成了营销牟利的手段，这尤显出了冰心老人爱的高尚和纯洁。没有了爱的社会的繁荣不啻是死国的宁寂。老人曾教导鼓励爱女吴青说：“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也让我们记住吧，爱不光要温馨，更要勇敢。

　　冰心先生，您安息。

　　冰心的离去与她留下的财富

　　演讲人：王炳根（冰心研究会会长、冰心文学馆馆长）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冰心出生于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1900年10月5日，晚清光绪26年。真正的一个多事之秋。12天之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

　　那时，她的名字叫谢婉莹。19年之后，谢婉莹则逐渐被“冰心女士”所替代。起因是“五四”运动，那个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似惊雷将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从学医改为学文。步入文坛的冰心，首先以小说闻名。1919年9月18日至12月27日，发表小说5篇近4万字：《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雨秋风愁煞人》、《去国》和《庄鸿的姊姊》，并且都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基本每天都有“冰心女士”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这些小说，文笔清新，简洁却富有韵味，似乎在进行着一种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实践，表现出了作者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与敏锐的现代语言的掌握，并且有着很强的驾驭能力。同时，小说通过不同的人物形象的创造，指向出现了共同之点，那就是年轻的一代在痛苦的过渡时期、在社会大动荡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比如家庭与国家的关系，家庭的幸福与痛苦对男人建功立业能力的影响，比如学生运动与学业的关系，再比如报国与志愿与现实腐败之间的矛盾等等。虽然年轻的冰心不能给出一条道路，开出一剂药方，但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很现实也很有意义的，以至冰心周围的同学时常会有议论，各种读者来信更是多多，反响强烈。后来，文学研究者将冰心这一时期发表的小说，称之为“问题小说”。

　　冰心小说创作的题材，多从家庭而来，一些故事与语言都是父亲讲过的，从狭小的生活视野中汲取创作的源泉，这是冰心的局限，但也因此成就了冰心。创作需要的是绝对的个性，个性化的写作也就是局限的写作。心之所至，想到便写，这是冰心当时的写作状态。除小说之外，这种想到就写在冰心的笔下，还出现了另外两种形式：随感和小诗。《笑》、《山中杂感》等等，都属于随感之类的文章；而随时随地用小纸头记下的思想闪光之类的不规则的长短句，就是后来被弟弟们整理出来，先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再结集出版的诗集《繁星》与《春水》。1920年至1923年，冰心笔下随意出现的两种文字形式，发表出来时却有些石破天惊，给读者一个全新的甚至是陌生的感受，它从古典文学中脱颖而出的现代美，它从短小的诗行中流露出的抒情哲理，简直令人倾倒，尤其是城市知识界中的男女青年，几乎是将冰心女士视为偶像了。当时的胡愈之（笔名化鲁）撰文说，自从冰心女士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她的《繁星》后，小诗便流行一时。那时，许多人都学着冰心写小诗，包括宗白华、苏雪林、巴金等，形成了一个“小诗运动”。甚至有人将陆续发表的《繁星》收集起来，最后用宣纸装裱成一个立轴，希望将它献给冰心女士，以表示对她的热爱和敬意。我在整理冰心自1972年以来的大部分书信时，在一些当年与她同时代读者的信件中，依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崇拜之情。

　　形成冰心这一时期文学高峰的，还有一部重要的作品，那就是《寄小读者》。从形式上说，这是一部带有游记性质的散文集，但它直接是写给小朋友们看的，于是便成了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也由此，冰心又拉开了一扇文体的大门，即儿童文学。在一封一封的与小读者的通讯中，冰心以平等的态度，易懂而生动的语言，描述着到美国去和在美国留学的有趣的故事和情景，一时成为许多小读者的爱读之物，甚至成年人，也从中得到新与美的享受。

　　冰心这一时期的创作，从“问题小说”到现代白话散文，从《繁星》《春水》小诗到《寄小读者》，以文本的形式而论，都具有开创的性质，那种清丽、自然并夹杂着古汉语韵味的语言，那些具有鲜明艺术特点与个人叙述风格的文体，则被人们称之为“冰心体”。而以文本的内容而言，母爱、童心和大自然，是冰心写作的基本母题，多体现为对爱与美的礼赞、追求与思考。“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从“五四”台阶上步入文坛的冰心，一路走来，高举着的就是这面爱的大旗。

　　冰心有句名言：“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八十岁对一个长寿者而言，也是迟暮之年了，但她说，她的生命将从这儿开始。果真如此，她在40年代《关于女人》、50年代《小桔灯》、60年代《樱花赞》《再寄小读者》、70年代《因为我们还年轻》创造的基础上，在80年代、在80岁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创造的高峰。这一时期的创作，冰心也从小说着手，从《空巢》到《桥》到《万般皆上品》到《落价》到《远来的和尚》，也都切入了问题，并且更为深刻更为尖锐。1980年发表在《北方文学》上的短篇小说《空巢》，描写了两个不同的家庭，一家到了海外，为生活忙碌一生，最后成了凄冷而酸楚的空巢；一家留在了国内，有过苦难，晚年时却温暖而充实。小说艺术而又真实地反映了老作家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思想与情感，文笔朴实而细腻，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她开始写回忆录，单独成篇，从福州的故乡，到烟台的童年，然后到了北京，住进了中剪子巷；从上中学到上大学到留学威尔斯利；从回国后的岁月到抗日战争的流离到与开明书店与商务印书馆所结下的因缘，写得真切动情，写得充满着早时的青春，也写得洋溢着现时的睿智与幽默。

　　她写另一种回忆录——人物回忆，祖父、父亲、母亲、舅舅、弟弟、老师、朋友，这里有老舍、郭小川、丁玲、林巧稚等等，他们有的是冰心的亲人，有的是冰心的好友，有的是冰心的师长，有的是冰心的同辈或晚辈，他们都一一离去，冰心总是满含着泪水忆及和描写他们。冰心说，这些年我为故人写怀念与悼念的文字，手都写软了，泪都流干了。

　　这一时期冰心的创作，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读书笔记或序跋或谈话，有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说真话，以大无畏的精神，触及社会矛盾，否定文革，批判腐败，为祖国的现代化呼吁，为教师为教育呼喊，表达了她对祖国和人民的拳拳之心，并且由于热切的爱，生出了恨，由爱而恨，升华了她早年的“爱的哲学。”《万般皆上品》批判的是“唯有读书低”的不尊重知识与人才的社会现象；《落价》则通过一个老师与一个小保姆生活的变化和差异，反映了“一切东西都在天天涨价，只有两样东西落价，一样是‘破烂’，一样是知识……”的社会问题；针对教育问题，冰心连续写了《我请求》、《我感谢》、《无士则如何》等文章，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为教师的待遇、为贫困地区的孩子就学、为拖欠教师的工资的现象而忿忿不平，大声疾呼。那真是有一点大无畏的气慨，毫不退让，毫不畏缩，勇往直前，显示出一个年近9旬的老作家的骨气和坚定。

　　冰心：一个大写的女人

　　主讲人：盛英（天津作家协会研究员）

　　冰心她活出的，是冰心文学这个大事业；以一颗大爱之心安抚读者受伤、受惊、劳顿、破碎的心。

　　冰心有句名言：“一个人要先想到自己是一个人然后想到自己是个女人或男人”。冰心作为人，她是个大写的人；作为女人，她则是位大写的女人。冰心她活出的，是冰心文学这个大事业，以及她以爱为核心的崇高灵魂；就这个意义而言，她已达到了大写的人的境界。冰心以一颗“有了爱便有了一切”的爱心，既能安顿自己与亲人灵魂，又能安抚读者受伤、受惊、劳顿、破碎的心的——大爱之心、大母之心。冰心的大母之心，使她具有虽理想化、但却较为健全的性别观念和心理，致使她终于成为了一个大写的女人。

　　我先说说冰心是个大写的人。“五四”运动以来，冰心近80年的文学生涯，既领引了问题小说的思潮，又开启了小诗运动的先河；既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祖母，又同丁玲一起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领域升起了双子星座；既创建了“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的冰心文体，又以顺、真、美译笔为“信、达、雅”文学翻译标准竖起了标杆。之所以称冰心为大写的人，还在于她那植根于爱的精神高度、思想深度和人性厚度。

　　关于冰心的精神高度，以往人们总以为冰心柔而乏刚，是晚年她那大量洞察世事、针砭时弊的杂文、随笔，才改变了这个偏见。《我请求》、《我感谢》中“吐出喉头骨鲠”的勇气，令人感佩；《五行缺火》中为自己“烫手”文章所作的解释，让人体味了她的机智和幽默；《不要污染日本子孙万代的心灵》中，因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所激起的“怒潮翻滚”，更引起了人们对她傲骨的敬重……再说说冰心的思想深度。冰心有关爱的哲学，有关生死、战争问题的思考，似乎偏于感性，但透露出作家心灵的震颤和对社会、人生最真切的体验，从而有了对人性、人类性思考的深度。冰心由感性的文学语言所呈现的思考、体验，正是她思想深度之所在。

　　以生死之思为例。冰心青年时代受泰戈尔大调和思想影响颇甚；她认为生与死，贫与富，物与我，智与愚均可调和；生和死同样能以爱来调和。当母亲将亡之际，冰心和家人含着悲痛，提前过阳历新年；还为父亲暖寿，故作娇痴地佯问母亲做新娘时的光景；以让母亲多享受一下“生之趣”。而当丈夫先她而走时，她完全按老伴遗嘱办理后事：“不向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镇定、从容地对待亲人的最后大限。

　　再以对战争的思考为例。冰心对战争的体验，从她聆听父亲讲述“甲午海战”就开始了。冰心晚年曾想以此为题材写长篇，但刚开了个头，却边写边哭，无法进行下去。从仅留下的不到五百字的小说《甲午海战》看，她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怀有深仇大恨。但是，她从未将自己的怒火转嫁给日本人民；恰恰相反，对于日本人民，她始终真诚相待，理解他们的痛苦，并期待两国人民携手合作、共同进步。日本朋友给予了冰心崇高评价，亲切称她为“‘爱’的女作家”。

　　下面再说说冰心的人性厚度。“爱在右，同情在左”的经典名言，道出了冰心极其善良的本性。张洁同冰心素有交往，喊冰心为“娘”；张洁她母亲亡故时情绪十分低迷，冰心就安慰她道：“你不要太过悲伤，你的母亲去世了，可是你还有我这个娘呢，你这个娘虽然不能常常伴在你的身边，但她始终关爱着你。”

　　下面我再说说冰心是个大写的女人。说冰心是大写的女人，最重要的原因是冰心具有健全的性别观念，在冰心看来，女性不宜男性化，否则会造成不健全的性人格。冰心具有一种为人为女的统一观，这个观念又和女性争取权力和妇女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并相一致。

　　为人为女统一观，首先是女性社会责任与家庭职责的统一。冰心相当重视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及其作用，她一方面强调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但另一方面对女性须担当起家政职责也看得很重。

　　为人为女统一观，还表现在对妇女解放和普及教育的统一，女性参政和参政女性高素质的统一，反对性别歧视和赞美女性的统一，以及重女和不轻男的统一。冰心发现，女性的不幸往往是因为她们“没有受过学校的教育”，她一辈子呼吁科教兴国，尤其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冰心对妇女参政也很重视，当小女儿吴青当选人民代表（海淀区、北京市代表）时，冰心要求她“为了人民的利益”，“要敢说真话”。冰心也一贯反对性别歧视。冰心认为，女性因为她们的爱、美、善、温柔和光，而成为优秀、漂亮的性别。当然冰心也不轻视男性，她在《关于男人》的序言中说：“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接触过的可敬可爱的男人，远在可敬可爱的女人们之上。对于这些人物的回忆，往往引起我含泪的微笑。”

　　冰心成为大写女人，还在于她那既现代又传统的家庭婚恋观。冰心的婚恋观主要有四点：一是“恋爱犹之宗教，一般的神圣，一般的庄严，一般的是个人的。”二是“智识阶级的爱是人格的爱。人格的爱，端赖于理智。”三是“爱——真挚的和专一的爱——是婚姻的唯一条件。”四是“在恋爱自由前提下，看重父母的意见”。这些观念在冰心的许多作品中都有表现。

　　冰心成为大写的女人，更在于她创立了母爱文化。我以为，冰心母爱文化果然不再停留在感性层面上，它已是一种信仰、精神、思想；尽管它以体验方式呈现，但却符合人的理性原则，是自成体系的。

　　第一，冰心视母爱为“开天辟地的爱情”，她认为，原始社会是一个“不分贫富贵贱，没有人造的制度阶级”的世界，那时，“人类在母亲的爱光之下，个个自由，个个平等。”人类走到今天，高度物质文明竟然带来无穷灾难，带来极权政治和战争，带来对人类文化的摧残和破坏；人类何不从原始大母神那里，从母系社会的“爱光”中，去探寻人类命运的未来呢？

　　第二，冰心认为母爱是“神圣无边的爱”。作为圣爱的母爱可以这样理解：一是母亲犹如造物主般将爱的种子撒向宇宙万物，让宇宙万物都有了情。二是母亲的爱，不仅爱自己的儿女，还爱了天下的儿女、天下的母亲。于是，天下母亲和母亲，儿子和儿子，都因母爱而永远地牵连在一起，永远地互助同情，永远地互不遗弃，“完全结合”终于织成“万全之爱”的网络；以母爱为核心的爱网，也果然产生出巨大力量——爱力的流转运行，推动了世界的前进，引领着世界走向光明。

　　人们对于冰心的母爱文化，总觉得它过于地超凡入圣而显得虚幻，是个乌托邦。我想，任何一种文化绝不可能独占整个文化空间，但它若能以自己的思想、才情，给人以灵感、想象和力量的话，它就能生存和发展。冰心母爱文化就属此类。

　　第三，冰心视母爱为灵魂的安顿和拯救，是人类精神世界最好的安抚剂和升华液。冰心笔下的母爱，不仅让作品里的何彬们转变了悲观心境，改善了冷漠的人生态度；同样让现实中的“超人”们备受摧残的心灵得以宁静和优化。谢冕谈过冰心母爱文化对他的滋养和教诲，他说，是冰心作品使他在那失去理智的年月里，虽遭受何等的磨折和威逼，却依然激荡起对人类慈爱之心的渴念，心灵得到柔化和慰抚。总之，在冰心母爱文化里，充溢着大母精神的众多元素，如无私、牺牲、坚韧、接纳、宽容、关怀、同情、博爱、温柔、智慧、美丽等，正是这些大母精神元素，终于使冰心——这位大写的女人形象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冰心与中国现代文化

　　主讲人：李玲（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冰心没有谋到现实中看守灯塔的工作，但是，她却用一生的创作为我们点燃、看守了一座“爱”的灯塔。

　　1921年那个除夕的夜晚，年轻的冰心对父亲说，她的理想是“看守灯塔”。

　　她说：“灯台守的别名，便是‘光明的使者’。他抛离田里，牺牲了家人骨肉的团聚，一切种种世上耳目纷华的娱乐，来整年整月的对着渺茫无际的海天。”“我晚上举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觉得有无上的倨傲与光荣。”冰心希望在海军部工作的父亲能帮助她谋到灯台守这个职位，她要“牺牲自己，服务社会”。可惜，按规定灯台守是男性从事的工作。父亲安慰她说：“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灯台守，人生宽广的很！”

　　冰心没有谋到现实中看守灯塔的工作，但是，她却用一生的创作为我们点燃、看守了一座“爱”的灯塔。

　　直面死亡是人生的重大问题，冰心用“万全之爱”解决了这个问题。人与人之间如何相互对待，又是人生的另一重大问题。冰心又把她的“万全之爱”展开为世俗的种种亲情，来温暖现世的人生。这种世俗亲情首先是母爱。

　　冰心是以青春少女初次觉醒的眼光感受母爱的。从自我的人生经验出发，她首先从母爱的超越功利性中找到心灵慰藉。这母爱的颂歌在我们的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推崇母亲的，但由于在从男性家族承传的角度来认可母性的，母女关系则很难得到普遍的认可，因为女儿如果十分依恋母亲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她对夫家的绝对忠诚。母女亲情，尽管在明清的女性创作中有一定的表现，但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直是一个不可能充分展开、也不可能成为主流话语的主题。实际上，对母女亲情的放声歌唱，在中国文学史上正是从冰心开始才大量展开，并进而成为“五四”女性文学的集体大合唱的。这种母爱颂歌，只可能出现在女性作为独立的人的价值得到文化认可的时代。它具有颠覆封建父权压制的现代意义。

　　冰心不仅歌颂母爱，而且还歌颂儿童之爱。冰心对童心的歌唱也有多层面的内涵。她既把儿童世界作为拯救成人世界的力量，也理解关爱儿童世界，同时还表达了对自我童心的眷恋。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她关爱、理解儿童世界的篇章。

　　《寄小读者》二十九篇、《山中杂记》十篇均是冰心旅美留学时期写给国内小朋友的通讯。它们既是优美的抒情散文，也是现代最有影响的儿童读物之一。尽情歌唱母爱、欣赏自然美、体恤儿童的天真童心是这两组散文的主题。此外，对祖国的热爱、与异国朋友的友情、自我童心的抒写等也是这两组散文所涉及的内容。

　　冰心不是站在一个优于儿童的位置上居高临下地以师长面目去教训儿童，而是以平等的态度、用自己热情诚恳的心去与儿童交朋友。作为一个刚刚走过童年时期的青春少女，冰心无限留恋那个真率无伪的童真世界，也希望小朋友们能顺利走过成长时期。她把自己感受到的母爱、童真、自然美这些美好的东西叙说出来与小朋友共享，也推心置腹地向小朋友忏悔自己的过失。在《寄小读者·通讯二》中，她告诉小朋友由于自己无意的过失，曾使得一只初次出来觅食的小鼠被小狗吞食。这个小生命的消逝“使我的灵魂受了隐痛，直到现在，不容我不在纯洁的小朋友面前忏悔。”在与儿童的交往中她并不是单方面的给予者。她既向小朋友提供美好的精神食粮，也在对小朋友的叙说中净化、升华自己的灵魂，在与儿童的交往中满足自己渴望人类真诚交往、相互同情友爱的人生理想。有些真实的内心感受，她只愿向小朋友倾诉，而不愿对大人言说。因为当“我”禁受不住因小鼠被吞而受到的良心自我谴责时，便对一个成人的朋友，说了出来；我拼着受她一场责备，好减除我些痛苦。不想她却失笑着说：“你真是越来越孩子气了，针尖大的事，也值得说说！”她漠然的笑容，竟将我以下的话，挡了回去。

　　冰心的爱的思想不仅在现实中人与人的关系中展开，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展开。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构成冰心心灵中温暖光明的重要因素。

　　冰心对自然美有着极为敏锐的感受力。无论是辽阔的大海高山，还是细小的蒲公英、石竹花，都是冰心喜爱的自然景物。她从清新优雅的审美趣味出发，以温柔、矜持而又不失活泼的青春女性情怀观照大自然，忽略过自然景观中壮阔、狂暴的一面，而着重发掘其勃勃生机中透出的和谐感、静穆感，创造出优美的艺术风格。

　　海常常出现在冰心的笔下，但她从未详细描画过大海波涛汹涌的狂暴面目，《寄小读者·通讯七》中提到“海波吟啸着”，但并不进一步描写海面壮观的景象。《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也只微微涉及“悲壮的海风”而已。冰心对海的正面描写以和谐、平静、绚丽见长。

　　“我自少住在海滨，却没有看见过海平如镜。这次出了吴淞口，一天的航程，一望无际尽是粼粼的微波。凉风习习，舟如在冰上行。到过了高丽界，海水竟似湖光。蓝极绿极，凝成一片，斜阳的金光，长蛇般自天边直接到栏旁人立处。上自穹苍，下至船前的水，自浅红至于深翠，幻成几十色，一层层，一片片的漾开了来。……”

　　“海平如镜”的景象虽然见得少，但一旦相遇，便恨“文字竟是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写不出这空灵的妙景”。它比海涛拍岸的景象更深地占据冰心的心灵。

　　在对生命作形而上思考的时候，冰心以“万全之爱”来抵御终极的虚无。在面对世俗生活的时候，冰心又以母爱、儿童之爱、自然之爱来温暖人生、引导人性。这爱的颂歌，像一盏明灯温暖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疗救了生命在“风沙扑面”的恶劣环境中所受的伤害，使之从颓唐中振作起来。这爱的颂歌，滋养了人性中善良、坚定的品格，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人性健康向善。

　　“红玫瑰”与“复仇剑”

　　主讲人：陈漱渝（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

　　“红玫瑰”既象征着冰心博大的爱心，也象征着她的风骨。

　　“复仇剑”，是指鲁迅将干将莫邪铸剑、其子眉间赤为父报仇的传说改编为历史小说《铸剑》。鲁迅这篇作品的主题，就是以暴易暴，以恶抗恶，以命偿命，报仇雪耻。“红玫瑰”，是冰心从青年时代就喜爱的花卉。它既象征着冰心博大的爱心，也象征着她的风骨。

　　鲁迅与冰心决不是中国文学史上那种“双星座”作家，如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我之所以将这两位文化个性明显不同的作家进行比较，只是想通过研究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展示中国现代作家的多彩风姿，以及探讨他们之间的互补性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鲁迅和冰心虽然都曾蜚声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但这两位文学巨匠却几乎没有交往。据冰心回忆，她跟鲁迅只有一次间接接触，还有一次极为短暂的直接接触。间接接触指冰心在燕京女校读书时，曾参加义演，剧目是莎士比亚的作品，鲁迅跟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前往观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直接接触，是冰心作为燕大女校学生自治会的委员，负责请名人演讲，有一次也请过鲁迅。

　　冰心是一位“母爱作家”。她歌颂母爱，是为了融化冷漠，消弥仇恨；她认为母爱可以遮风挡雨，甚至挽救世道人心，她的小说《超人》就反映了这种思想。但这种思想未免夸大了母爱的现实功能。

　　鲁迅也歌颂母爱。1936年9月20日，也就是鲁迅临终前一月，他刚写完《女吊》，准备再写一篇关于母爱的杂文。鲁迅认为母爱是伟大的，主要表现在对后代的无私。不过，鲁迅也谈到母爱有可怕的一面——主要表现为这种爱的盲目性。或许鲁迅被母亲包办的婚姻，也是母爱盲目性的一种表现吧。鲁迅很推崇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鲁迅指出她的作品“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显然，珂勒惠支式的母爱跟冰心式的母爱是同中有异。

　　冰心热爱儿童，她说：“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我理解，冰心歌颂儿童，就是歌颂纯真，就是对抗污浊。鲁迅也热爱儿童，心怀对于一切幼者的爱。但是，鲁迅并没有把儿童看成纯洁的化身：《狂人日记》中的小孩子也“睁着眼睛”看“狂人”；《孔乙己》中的一群孩子跟酒客们一样嘲笑孔乙己；《长明灯》中的赤膊孩子会用苇子当武器，瞄准那位要吹熄“长明灯”的叛逆者“疯子”。鲁迅呼吁“救救孩子”，就是要把儿童从封建等级制的迫压和封建文化的腐蚀中拯救出来。

　　冰心热爱大自然。她的生花妙笔描绘过霞光，描绘过参天绿树，也描绘过繁星，但冰心更喜欢海洋。在《海恋》一文中，冰心说了爱海的理由：她爱海，决不是任何一片四望无边的海，归根结底是爱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人民，跟自己血肉相连的历史文化。鲁迅作品中的景物描写较少，而且没有冰心描写得那样明丽诱人。鲁迅写了故乡萧条的荒村，写了北京酷热的盛夏，写了广州弥天的暗夜。鲁迅笔下的景物之所以苍凉阴暗，是因为他在现实中目睹了太多的悲苦。

　　鲁迅与冰心的最大区别是一个奉行“斗争哲学”，另一个奉行“爱的哲学”。鲁迅的名言是：“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冰心的名言是：“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将他们进行这种区分，并不是说冰心的情感中只有爱没有憎，鲁迅的情感中只有憎没有爱。冰心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这一行动本身就表明了她对外来侵略势力的无比憎恨。为着正义，冰心不能忍受人类欺压人类的一切事情。奉行“斗争哲学”的鲁迅同时也是爱的呼唤者。鲁迅有一个著名的文学观：“创作总根于爱。杨朱无书。”

　　最有意思的是鲁迅和冰心都怜爱小生命，不过他们爱的方式也有些不同。冰心小时候曾为一头折足的蟋蟀流泪，为一只受伤的黄雀呜咽。而鲁迅在小说《兔和猫》中，先生动描绘了那一对天真烂漫的白兔，结尾则暗示恨不得用剧毒的青酸钾毒死那只残害白兔们的大黑猫。

　　跟鲁迅相比，冰心以爱救世的思想显得有些空乏无力。比如小说《最后的安息》，写一个12岁的城里小姐惠姑到乡下度假，偶遇一个14岁的童养媳翠儿。惠姑帮翠儿洗衣时，“一片慈祥的光气，笼盖在翠儿身上，她们两个的影儿，倒映在溪水里，虽然外面是贫，富，智，愚，差得天悬地隔，却从她们的天真里发出来的同情，和感恩的心，将她们的精神，连合在一处，造成了一个和爱神妙的世界。”但现实是残酷的，翠儿最后被婆婆暴打致死，就充分表明了惠姑的爱虽然可贵，但在现实面前毕竟显得无奈，缺乏可行性。冰心后来对自己思想的局限性有所反思。在1954年撰写的《冰心小说散文选集·自序》中，她说：“我只暴露黑暗，并没有找到光明，原因是我没有去找光明的勇气！结果我就退缩逃避到狭窄的家庭圈子里，去描写歌颂那些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实行的‘人类之爱’。”

　　冰心承认，她的“爱的哲学”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当然，在冰心的“爱的哲学”中，还融合了泰戈尔作品中的爱的哲理，中国传统文化和其它宗教（如佛教）中的慈爱的思想，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独特的人生体验。

　　跟冰心不同的是，鲁迅并不认同基督教的某些教义，比如宽恕、忍从、泛爱众。鲁迅明确宣布：“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鲁迅却尊重基督教文化，支持基督教文化研究，并赞扬耶稣基督的献身精神。在早期的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中，他就称颂希伯来文献“幽邃庄严”，“灌溉人心”。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作家曾对带有宗教色彩的“爱的哲学”

　　进行过激烈批评。蒋光慈认为“冰心女士真正是个小姐的代表”。瞿秋白更严厉斥责冰心“只是一个市侩”。这种批判显然是偏激的。在当今时代，在当代中国，冰心“爱的哲学”的积极因素却不断凸显。在今天评价冰心的“爱的哲学”，决不能因袭和固守传统的看法。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两大主题。我们正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进而主张在全球范围构建和谐世界。平等互爱的道德自律精神，爱一切真善美事物的审美同情精神，成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重要的内在力量。由此看来，冰心当年宣扬的“爱的哲学”不仅不能视为历史的废弃物，反而应该拭去岁月的尘埃，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放射出新的思想光辉。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主讲人：周立民（巴金研究会副秘书长）

　　“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但这种精神的传统却应当延续下来。

　　在当代中国，构成新时期文学的主体力量的有一部分是所谓的“老作家”，大体上包含了从“五四”到抗战的新文学最初三代作家，其中有茅盾、冰心、巴金、夏衍、孙犁等人。相对而言，“老作家”在新时期以来的创作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这当然有多方面原因：一是此时老作家已在暮年，而他们的辉煌期甚至远在半个世纪以前，相比于以前辉煌的成果，他们暮年的创作很容易被当作一条尾巴。比如，提到茅盾人们自然想到的是《子夜》，而不会想到他晚年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提到夏衍，人们想到的是《上海屋檐下》，却没有充分重视他的《懒寻旧梦录》；提到孙犁，自然而然的是《白洋淀纪事》，似乎看不到他晚年的散文更为朴实无华。二是与老作家们所表达的内容和使用的文体有关。很多老作家的创作是怀人忆旧，是指向过去，而不是“火热”的当下生活，似乎就与当代亢奋的气氛产生了间隔。同时，他们基本上以散文、随笔、杂文等体裁来表达，而新时期却是一个小说复兴的时代，这自然又给人以在时代之外的感觉。三是老作家群体自身并非是一个价值的统一体，经历、修养、信仰等等的不同使得他们在价值取向上相差甚大，粗疏而言，他们当中也有传统派与现代派，既有批评朦胧诗的艾青，也有支持现代派探索的巴金、夏衍，这种价值取向的分化也容易给人老作家“老”的印象，进而没有充分认识和估价他们在当代文学复苏中的价值和意义。

　　应该承认，许多老作家的作品，对当代文学能起到重要的作用。比如，当上世纪八十年代意识流、心理分析等现代派技法引起诸多青年作家极大惊奇的时候，熟悉现代文学的人却不觉新奇，这些手法像施蛰存这样的作家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操练过了。再比如，老作家们的散文在恢复中国传统、现代散文的多样性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黄裳、孙犁、张中行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了周作人的遗韵，而汪曾祺的散文有中国文人散文的传统，也有废名、沈从文的流风。又比如，大量的自传、回忆录、怀人等文字的出现丰富了自传、纪实文学，新文学是一个尚未来得及让作家们写自传的年轻文学，自传之类的文字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也并不发达。认真品味这些作品，会发现除了史料价值之外，它们在观念的传达、文体的丰富等方面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其中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冰心的“关于男人”系列文字都是人们熟悉的名篇。

　　我在这里还想说，不仅是文学价值，老作家的创作——特别是以冰心和巴金为代表的文字，还会超越文学本身，具体体现为它们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恢复、重续和发扬。我在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不是一种社会身份，而是在术业有专攻之外，还要拥有某种道义承担和精神使命的人。

　　在新时期文坛，冰心和巴金重拾“五四”精神，他们的作品更具思想内涵。《随想录》是“五四之子”巴金自我反思的产物。在这部书中，巴金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从写《随想录》总序时起，巴金就下定决心：“……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

　　与巴金一样，冰心也在不断地回归"五四"、走向自我。她曾重申“五四”理念：但在今天，我又想，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整个潮流在前进，决不容一朵小小的浪花，沉滞在中流，特别是经过了这曲折的六十年，我更认清、看准了，在我们前面高高照耀的科学与民主这两盏明灯。如今，我的岁月和力量是有限的，但我仍当为我们能拿到、举起这两盏照耀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光明前途的明灯，尽上我最大的力量！

　　这样，在《寄小读者》55年后，在《再寄小读者》20年后，冰心又开始《三寄小读者》的写作，她的写作开始回归到自己的轨道，到她在写作《我的故乡》、《我的童年》等回忆自己生活的散文的时候，她已经开始脱离僵硬和教条的意识形态语言，到了“关于男人”系列散文，那个优美、睿智、达观的自我已经达到了非常饱满的状态了。

　　这时冰心和巴金的作品具有更普遍的关注范围，关注的是整个社会、民众的利益和期待。冰心说自己的一生的写作甜、酸、苦、辣几个阶段，而愈到晚年，她的文章愈“辣”，在晚年她写下了一系列的辣手文章：《希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尊师》、《我请求》、《我感谢》、《无士则如何》、《请大家都来读》、《万般皆上品》等等。在这些文章里她呼吁全社会重视知识，重视教育，关心知识分子，爱护教师；她呼吁社会的民主和进步，呼吁爱和美充满人间。

　　我无意于去比较作家与知识分子两种身份究竟哪一种对社会贡献大，但我想说当我们欣赏托尔斯泰、萨特、加缪等人的文学作品，赞叹他们的思想深刻、文笔优美的时候，却不能抛开他们坚持真理的行为，关怀人类的胸怀。一个作家如果仅仅固守在写作的领域中，在遣词造句中提高自己的写作技艺，他的创作可以达到一定的高度，但能否真正登上人类精神的高峰却不好说，因为文学艺术大师热爱艺术，但他的胸怀中却不仅仅是艺术本身。

　　冰心和巴金等人晚年的创作之于当代思想、文学的意义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单以“文学性”来看待它们，我认为是缩小了它们，应当充分意识到这些作品对于社会的意义。当年鲁迅放弃小说创作而大量写杂文的时候，就有人表示认为这是不务正业，因为人们心中有一个文体等级，比如认为小说、诗歌之类才是第一等级的文体，而杂文则不入流，否则也不至于今人说鲁迅不是伟大作家的理由竟然是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可鲁迅的杂文贡献给这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又何止是一部长篇小说所能担当的？这种文学观念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反而缩小了文学的作用和意义，冰心和巴金晚年的作品也面临着这样的评价。

　　我们今天研究、学习冰心、巴金等等前辈，究竟学习他们什么？我想说的是他们不应当仅仅成为你的研究对象，仅仅是你的材料，他们还应当为你提供精神支持。如果说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着某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的话，那么这种传统不应当在他们远去之后随之消逝，不论你尊敬他们也罢，觉得他们做得还远远不够也罢，我们应当看到“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但这种精神的传统却应当延续下来。像巴金一段题词所写的那样：“冰心大姊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我想说：所有的前辈都是一盏长明的灯，他们的道路都会带给我们积极的启示，有他们的指引、照亮，我想不论外界的环境多么艰难，我们仍然不会丧失追求和探索的勇气。

　　《光明日报》（2009年4月2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