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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而复
三月二十一日晚上,曹禺同志和我谈完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准备参加欢迎以千田是也先生为首的日本话剧访华演出团的设想,忧心忡忡地低声告诉我:听说茅公最近病情恶化,大夫讲这几天很危险!我当时还不大相信茅盾同志病情为什么恶化得这么快。因为他这次住院第三天,我特地去病房看他,他精神很好,认为不久便可以出院,继续写他的回忆录。住院时间不久,为什么忽然恶化呢?
我虽然不大相信,但仍旧担心是否真的恶化了,三月二十六日上午,我特地到北京医院北楼一一九号病房去看他。果然不出我所料,虽然消瘦一些,精神很好,我握着他那只曾经写过一千万字左右的有力的手,问他这两天身体感觉怎么样?他微微一笑,很有信心地告诉我:这两天感到好一些,体温降到三十七度多一点,想来炎症也消了许多,不大能活动,一动就气喘,睡眠倒不错,只是胃口不大好。
我劝他设法吃点水果开胃,增加营养,只要能吃能睡,抵抗力增强了,疾病会慢慢消除的。我劝他尽可能多吃一点,他点点头,表示接受我的建议,再三谢谢我又一次去看他。我走出医院放心了,相信他不久便可以出院,继续写他晚年的力作回忆录了。
虽然我在十岁左右便读了不少古典小说,但接触五四运动以后的新小说是在二十年代晚期。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茅盾同志的长篇小说,特别是三十年代在上海读到《子夜》,象彗星一般出现在中国文坛,震动了中国文坛,给我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子夜》是茅盾创作发展道路上里程碑的巨著,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是现代长篇小说发展道路上里程碑的巨著。它的影响不限于中国,经过许多外文译本,具有国际声誉,毫无愧色地进入世界文学之林。
抗日战争时期茅盾同志的力作是剧本《清明前后》。这时,我正在妖雾弥漫的阴惨的重庆,看完《清明前后》,走出剧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使我看到旧中国战时首都暗淡、凄惨、荒淫、无耻的画面。作者象是外科大夫用手术刀为我们解剖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垂危的病体,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和各阶层人士奋斗的前途。这个戏在当时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轰动了重庆文坛,遭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禁止演出,说明了它的强烈的政治意义。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五反”运动以后,我在北京和上海见到茅盾同志的时候,曾经建议他再写一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生活的文学作品。我认为由他来写这方面的题材是最理想的。他沉思了一阵,告诉我,也有这方面的计划,只是生活不够,需要熟悉和了解。当时,我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工作,可以为他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提供方便。他在北京和上海也注意了解和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有一次德沚夫人告诉我,茅公写好了一部长篇小说,可是他不愿意拿出来。其中定有原因,我不便深问,心想可能是写建国后民族资产阶级生活的作品,要等一段时间再拿出来发表。我期待早日读到第二部象《子夜》一样的力作。
一场历史的风暴,使得文坛上的作家几乎都销声匿迹了,我非常惦念茅盾同志,但这时我已被关进“牛棚”,失去行动自由,不可能亲自去看望茅公了。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在益师良友中我迫切地想看望郭老和茅公。我被林彪、“四人帮”公开批判了十年之久,别人不了解我是否“解放”,考虑到当时的处境,不敢贸然登门拜访。和郭老秘书联系了会见的时间,应约看了郭老几天之后,又应约去看望茅公。那是一九七七年四月间,乍暖还寒时分,茅盾同志穿着一件深灰呢的晨装,精神一如在昔,笑嘻嘻地欢迎我走进前院西边的会客室。我紧紧握着他的手,问他近来身体可好。他亲切地说,我还好,只是老了,你这几年的日子不好过吧?我扼要告诉他我十年的经历,他凝神谛听,显出非常关怀和同情的神情。他叹息了一声,说,我也多少知道你一点情况,但不详细,想来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临别时,我求茅公墨宝,他欣然同意了。过了没几天,我收到他书写的俊秀遒劲的条幅,写的是七绝二首:
寰宇同悲失导师,四人逆谋急燃眉。
乌云滚滚危疑日,正是中枢决策时。
蓦地春雷震八方,兆民歌颂党中央。
长安街上喧锣鼓,万里江山又重光。
而复同志指正 茅盾 一九七七年五月于北京
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心情,洋溢在字里行间,想起那天长谈他的激动感情不是偶然的,真是普天同庆,兆民共欢,滚滚乌云消逝,“万里江山又重光”了。我裱好条幅,挂在迎客书桌右侧墙上,每天要看几遍,一则分享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二则怀念茅公,仿佛我在他的身边向他学习努力写作。
有一次茅盾同志在给我的一封复信中提到:“兄之书法实胜于我,投之木李,报以琼玖,我有奢望焉。”我读了这封信感到汗颜,茅公过誉之词,实在不敢当。我虽然从小喜欢读帖临池、但书法实在恶劣,很少长进,比茅盾同志书法差远了。但茅公要我的字,正是求教的机会,“敢不从命”。我于是写了曹操的诗一首:“神龟虽寿,犹有竞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我欣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四句,特别是后面两句,送给茅公是比较恰当的。
我觉得茅盾同志的一生的革命经历十分丰富,其中包括他的创作努验,如果能用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将是文学宝库里的珍贵财富。当时我在全国政协分管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把我的想法向他建议,希望他为《文史资料选辑》写回忆录。他沉思了一阵之后,说,也有人向他做过同样的建议,只是时间久了,有些人和事记不大准确了,写起来不容易。茅盾同志谨严的科学态度和认真写作的精神,素为大家佩服,就是写回忆录一类的文章也不愿单凭记忆而写,希望实事求是,要求准确贴切。我建议他找个助手帮助,需要什么材料可以寻找提供。也可以采取自己口述,或用录音机由秘书或助手笔录,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他摇摇头说:我不习惯口述,我一生的文章都是自己亲笔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从我的笔尖下出来的。助手倒可以考虑,不过适当的也不容易找。
不久,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而复同志:动手写回忆录(我平生经过的事,多方面而 又复杂),感到如果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具体且正确,必须查 阅大量旧报刊,以资确定事件发生的年月日,参与其事的人 的姓名(这些人的姓名我现在都记不真了)。工作量很大, 而且我精力日衰,左目失明,右目仅0.3的视力,阅、写都极 慢,用脑也不能持久,用脑半小时必须休息一段时间,需要 有人帮助搜集材料,笔录我的口授。恐以往的经验,从外找 人,都不合适。于是想到我的儿子韦韬(在延安时他叫沈霜,也 许您认识);他是我大半生活动中以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
一个人了。有些事或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常能提供线索。我 觉得要助手,只有他合适。他现名韦韬,在解军放政治学院 校刊当编译。我想借调到身边工作一、二年。为此,我已写 信给中央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希望他能同意借调。为了尽快 办成此事,希望您从中大力促进。
最近(本月七日半夜)在卧室中摔了一交,虽未伤筋 骨,至今腰部仍然酸痛,因而更感到家中没有亲人(男的) 之不便(白天除我以外,家中没有男人),如能借调他(韦 韬)来,既便于我写回忆录,也对我的生活起居有便益。
至今写字尚手抖,都是本月七日半夜摔了一交之后果。 不多写了,即致
敬礼
沈雁冰 七月十九日。
收到信以后我一面请政协具一正式公函借调,一面亲自和政治学院负责同志联系。他们校刊编译人员不多,何长工同志借调了一位,剩下的更少,但对于政协副主席沈雁冰的希望,受到他们的关怀和重视,同意借调。
韦韬同志担任助手以后,茅公搜集回忆资料方便得多了。有一天,我去看他,谈到回忆录,从什么时期开始写,他胸有成竹地告诉我准备从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始,因为幼年和少年生活比较一般,和别人大同小异,可以略而不写,一般生活也不准备写,只是集中写主要方面,分章写出,这样对于文学界和读者了解我所经历的时代以及我个人发展的道路也许有些帮助。茅公不仅要求回忆录“具体且正确”,而且选材极严,只写那些有意义的内容。他抱歉地对我说,因为事先答应给即将出版的《新文学史料》,不能先在《文史资料选辑》发表,但可以选择有关革命活动的章节交给《文史资料选辑》。我劝他不要介意,重要的是把一生重要经历写出来,在什么刊物发表都可以。
一九七八年第一辑《新文学史料》开始连载茅盾同志回忆录,第一篇果然是《商务印书馆编译生活之一》,从一九一六年八月初旬到商务印书馆见总经理张元济(菊生)写起。收到每期《新文学史料》,我总是首先拜读回忆录。
茅盾同志写回忆录非常严肃认真,十分辛勤艰苦。“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史记·太史公自序》)茅公“左目失明,右目仅0.3的视力,”也几乎“失明”了,要看许多资料,还要亲自执笔写,这已经很困难了。更困难的是他晚年患肺气肿,经常哮喘,不大能活动。他一个人住在后院,每次我去看他,在后院书房兼客厅里聊不了多少时候,便咳嗽了,忍住一会,终于不得不向我说:“对不起,我要躺下了。”我扶他走进里卧室,有意不和他说话,让他躺在床上休息。
在他的床边有一张书桌,上面放着文房四宝,摆得井井有条,收拾得非常整洁,窗明几净。他平时躺在床上构思,想好了一段,便立即坐到椅子上,埋头一笔一笔仔细写出,累了,哮喘了,不得不躺到床上去休息,稍为好了一些,又起来继续写,一天一般只能写几百字。他杜门不出,虽然国内国外许多作家希望见他,他也很少接待一般宾客,用他晚年的精力锲而不舍地从事著述。
这次发病茅公也不愿住院,经韦韬同志夫妇再三恳切劝请,他才放下笔住院。我二十六日上午看他去的时候,茅公神智清醒,还象往常一样健谈,不过速度慢,声音低,可是精神很好。
谁能想到就在我去看他的那天晚上十点四十分,茅公的病情突然恶化了,大夫们连夜抢救终于无效,二十七日清晨五点五十五分,中国现代文学巨匠停止了思考。我听到噩耗是当天下午,赶到北京医院去看望,遗体已移到太平间去了。我站在病房前黯然无语,悲痛不已。
茅盾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创作的一生,工作的一生,不顾病危还在执笔写他的回忆录,直到停止呼吸以前,仍然是“壮心不已”。茅盾同志离开我们去了,这是中国人民和文学界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也是进步人类的巨大损失。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象是闪耀在中国文学历史的天空中一颗巨星,永不损落!
一九八一年四月六日
北京
《光明日报》(1981年4月12日 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