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中国以来，最早成熟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之一，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作为高校教材影响了几代学人；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建者，也是新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奠基人。

　　他为中国古籍文献的保护而奔走，使一大批承载中国文化的珍贵古籍得以妥善保护与利用；他埋首传统文化的古籍整理，主持整理和编纂古代文献超过10亿字；直到晚年，他仍笔耕不辍，每年完成20万字的写作……

　　以己手写己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只讲自己弄明白了的话”。这是他恪守终生的治学原则。

　　他在家书中写道：“要相信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对中华文明有所奉献，即使不为目前，也要为后世；即使今天用不上，只要看到日后对社会有用，就值得去干。”

　　他一生坚持“知识分子要把知识奉献给人民”，始终为国家的需要而学习，为国家的需要而工作，为国家的需要而拓展专业，为国家的需要而努力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与党同行——知识分子的红色记忆”第十六期，扫描二维码，走进任继愈的更多红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