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永赓续 砥砺初心再出发

——“与党同行·知识分子的红色记忆”座谈会观点摘登

　　编者按

　　6月16日，“与党同行·知识分子的红色记忆”座谈会在京召开。这是光明日报社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光明日报创刊70周年贺信重要指示精神，庆祝建党百年，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近期推出的系列活动之一。活动正逢光明日报社创刊72周年，与会嘉宾深情回望百年党史，追忆广大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的流金岁月，共同感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现摘录会议发言中的精彩观点，与您共享。

“与党同行·知识分子的红色记忆”座谈会现场（郭俊锋摄）

　　光明日报是知识分子最好的引领者之一

　　白庚胜（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长）

白庚胜（视频发言截图）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当中，光明日报是个奇迹。她诞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促成，各个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积极参与，是宣传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一张报纸，更是党和民主党派之间架设起来的一座桥梁。在70多年的历史当中，她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使命。

　　于我而言，光明日报是永远离不开的报纸。这份报纸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使命，正确地传达中央的声音，传递红色记忆，传输核心价值观。可以说，在“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里边，光明日报是知识分子最好的引领者之一。

　　光明日报不仅注重理论思想问题，还注重把知识分子的声音传达给党中央，及时把党和国家在制定政策当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反映出来，表达社会心声。

　　这些年，我们在党和国家领导之下，克服资金匮乏、人力技术不足等难题，把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来，助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国。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光明日报各级领导的支持和新闻记者们的积极宣传。我先后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几十篇关于中国文化遗产抢救、保护、转型的理论文章。

　　我们将牢记光明日报在舆论上给我们的引导，给我们的支持，给我们的呼吁，这对我们的帮助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我衷心地祝愿光明日报永远和党同心同德，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喉舌，把报纸越办办好，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当中继续光明在望，永远散发出光芒！

　　做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推动者、先行者

　　王学典（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

王学典（视频发言截图）

　　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编辑部和山东大学掀起了学习回信的高潮。光明日报连续跟踪报道，特别是在光明日报山东记者站赵秋丽站长支持下，光明日报用一个整版对《文史哲》编辑部几代编辑人员为《文史哲》杂志成长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做了一个非常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报道，体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

　　总书记在《文史哲》创刊70周年之际能给《文史哲》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文史哲》一直与党同行。《文史哲》本身是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高等院校创办的第一份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杂志。1951年《文史哲》创办的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整个知识界也处于徬徨状态。《文史哲》创办之后，给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范例，就是如何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意识形态的需要，文化建设的需要。《文史哲》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在推动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的转型当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史哲》杂志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古典学术和中华文明的研究方面，也一直扮演着一个探索者的角色。

　　党的十八大之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面对着一个新的需求，就是要进行第三次大转型，用“中国化”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来取代“以现代化和西方化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这次学术大转型当中，《文史哲》杂志在更自觉的状态下再一次起到了推动者、先行者的作用。我们为此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学理上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面向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如上所言，《文史哲》杂志70年的历史一直与党同行。在这个背景之下，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写了这样一封回信，在信中说我们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感到很惭愧，《文史哲》杂志还有很多局限需要我们克服。我们将在总书记的回信精神指引之下，继续前行。

　　光明日报是我们党联系知识分子、报道文化界重大活动的一个桥梁和阵地，这是光明日报的一个传统，我们希望这个传统能在新时代得到继承、发扬和光大。

　　用雕塑留下红色记忆

　　吴为山（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

吴为山（张瑜摄）

　　一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性就是将自己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他们以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真挚的热情投身于民族解放与复兴的大业中。近现代以来，更是留下了无数美好的红色记忆。在此，我用几个例子谈谈我的认识。

　　百年前，众多知识分子远渡重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如旅法勤工俭学群体中的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等杰出人物，怀着中国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秉性，在法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事实上，他们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者和领导者，法国对此亦引以为傲。我2019年创作的大型雕塑《百年丰碑》立于法国蒙达尔纪市，成为纪念这批优秀知识分子、革命家的永恒丰碑。雕塑落成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法国上空久久回响。

　　百年党史，我们不能忘记一位特殊的知识分子，他就是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翻译者陈望道。陈望道曾留学日本，他以日文版和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为底本翻译出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正是受到他的中文译本影响，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陈望道充分彰显了一位知识分子的价值。今年6月11日，我创作的《陈望道》铜像立于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这是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

　　作为党报的《光明日报》也记载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红色记忆。如1965年由毛泽东主席赞成发表的高二适与郭沫若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辩文章，正是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生动诠释。再如1978年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则有力地推动了全党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高二适、胡福明等知识分子的人生中，都烙印着党在文艺界、思想界的红色记忆。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培养的知识分子，我的红色记忆，也深深扎根于这伟大的时代。是高考制度的恢复，使我走进大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我走向世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使我们站立于世界，融入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作贡献。2018年，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我创作的《马克思》铜像立于德国特里尔。多年来，我创作的众多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塑像立于世界许多国家。这些，不仅是我自己的红色记忆，也为未来留下了这个时代的红色记忆！

　　“钱学森精神”依然闪耀着激励人心的光芒

　　顾吉环（中央军委科技委原综合局大校，钱学森生前秘书）

顾吉环（滕跃升摄）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钱学森诞辰110周年。光明日报社召开这个座谈会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科学家的经历和事迹就是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敢于拼搏，甘于奉献，为新中国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追忆他们的历史足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钱学森的一生贯穿着家国情怀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小学时两位伟人对他影响很大，一是爱因斯坦，一是列宁。中学时痛恨北洋政府，赞同北伐，向往科学社会主义。他回忆说：“我们在附中上学，都感到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压在心头，老师们、同学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努力学习，为了振兴中华。”高考后他报考了火车头设计专业，立志走工业救国的道路。大学期间他参加过抗日救国运动，接触过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阅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布哈林的《唯物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著作。在经历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他改变想法，转而学习航空知识，立志走航空救国的道路。正是他的这次选择，才使得他在参加清华大学庚子赔款考试中，因航空工程考了最高分，被破格录取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后来他又学习航空理论，并且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为他日后回国从事导弹航天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美20年，他没买过1分钱的养老保险，没有入股他老师的导弹公司，一直拿着中华民国的学生护照。用他自己话说，“我根本不想在美国待一辈子，到美国就是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学到手，回来报效祖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看到了国家的希望，随即准备回国，由于受到美国麦肯锡反共浪潮的影响，被美国政府无理拘押，并限制回国。经过五年的抗争，在中国政府的营救下得以回国。当船离开美国时，他说：“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是他报效祖国的心声。

　　回到祖国的钱学森迫切希望自己早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分子。他看到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看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这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事业伟大而光荣，而他个人不管有多大本事，如不依靠党组织，不参加党组织，报效祖国是无法实现的。回国不久他就提交了入党申请，同时向党组织写了多份交心材料，经过组织考察，他于1958年10月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实现了入党的愿望。此后50年，他从一名爱国者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时代发展日新月异，他身上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科学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却不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褪色，相反，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这些精神依然闪耀着激励人心的光芒，因为它是我们每一个不忘初心、立志报国的华夏儿女的价值体现，是我们人生的指路明灯。

原解放军309医院放射科主任、主任医师，陈景润夫人由昆（张瑜摄）

　　父亲对党最朴实的告白与感恩

　　陈由伟（欧美同学会留加拿大分会秘书长，陈景润之子）

陈由伟（滕跃升摄）

　　我的父亲陈景润曾说“《光明日报》是我最喜爱的报纸”。确实如此，记得当年父亲一直关注光明日报，特别是那些与科技相关的报道。说起来，我的父亲与光明日报还有着特殊的缘分。1956年，那时我的父亲是厦门大学的一名图书管理员，因为对堆垒素数论中“他利问题”的研究而得到华罗庚先生的赏识。同年8月，在首次全国数学论文宣读大会上，我的父亲宣讲了他的论文。当时光明日报在大会开幕后的半个月里，发表了三篇相关报道，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其中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这次论文宣读大会的特色之一，是论文作者中，青年占了很大比重。如数论方面的王元（中国科学院数学所），陈景润（厦门大学）……”，这是我父亲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刊上。这对当时年轻的陈景润来讲，是莫大的鼓励。

　　1978年2月16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了徐迟先生撰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更多的人认识了陈景润，让更多的人可以从他的故事中得到启发，获得力量。一时间，激发了无数青年人对数理化极大的学习热情。我在准备本次发言的时候，特意重温了这篇报告文学，其中一段关于我父亲尽管感受到自身健康欠佳也不停止工作的描述，再次令我百感交集。我联想到父亲自1984年查出患帕金森综合征后，直至1996年生命终结，只有在生命最后的2个月停止了工作。12年间，他始终在与时间赛跑，尽可能多地去推进自己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很多人，特别是我的母亲，都劝他减少工作量，好好休养。但他总是说“如果不能为国家工作了，那要我还有什么用”。我的父亲不善言辞，他只会用夜以继日的工作去表达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只会以最佳的工作成绩去回馈党和人民的关怀。

　　熟悉我父亲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和家人在一起时喜欢唱歌，其中两首为最爱，一是《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小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始终是我父亲对自己的定位——心无旁骛地专注于科研，永不言败地拼搏。另一首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的父亲出生于1933年，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将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从战争的苦难中拯救出来的，他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带领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艰苦岁月中富强起来的。“要是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我就上不了大学，更不会拥有今天的美好生活。”这句话是我父亲对党最朴实的告白与感恩。

　　钟敬文与党同行与“光明”携手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人类学民俗学系主任、教授，钟敬文的学生）

萧放（滕跃升摄）

　　钟敬文先生是一位思想进步、具有民族情怀的爱国学者。他走过20世纪百年风雨历程，他的人生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追求民族解放、为建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在百年历史征程中钟先生始终与党同心同向同行。

　　首先，钟敬文先生秉承五四精神，追求进步与卓越，将个人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关联，每逢重大历史阶段，他都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人同心同行。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唤醒了沉迷书斋的钟敬文，他积极投身于关切民族未来的运动中。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参与敌后抗战宣传动员工作，以笔为枪，同时还写下了十多篇报告文学，编辑了大量鼓舞人心的文字，寄予着他“眷爱祖国的激情”。40年代，钟敬文利用讲台宣讲进步思想，后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与解聘。他转道香港，1949年与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回到北京，从此开启了他为中国文化建设奋斗的新事业。

　　其次，钟敬文先生毕生投身于党所倡导的人民文化研究，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为人民文化的研究、传播鼓与呼。在“五四”影响下，钟敬文走上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道路。1949年7月2日，在光明日报创刊不到一个月，钟先生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第一篇文章。1950年3月1日，光明日报创办《民间文艺》专刊，钟先生任主编，第1期创刊导言上发表了《关于民间文艺的一些基本认识》，在此基础上他写下了影响深远的重要文章《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对口头文学的优秀价值与创造民族新文化的现实需求，进行了充分论述。钟敬文还参加了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创刊工作。

　　最后，钟敬文先生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立德树人。为了推进人民文化学科进入大学教育，他为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培育了近百名博士与硕士研究生，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骨干力量。我们都是受惠者。光明日报成为我学习研究民间文化心得，参与社会热点讨论重要园地，10年来共发表文章或参与访谈18篇。我的多位博士研究生也因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民俗学文章。《光明日报》为我们三代学人提供学术园地，为弘扬优秀的人民文化作出了贡献。

　　钟先生为党的教育文化事业奉献了全部的智慧与生命。我们常常以先生的精神警示自己，以先生的道德人格与政治意识激励我们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为人民文化的研究与立德树人作出应有的贡献。

　　实现“告别铅与火”的技术革新

　　丛中笑（北京大学王选计算机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选纪念室主任、王选生前秘书）

丛中笑（滕跃升摄）

　　1975年，王选开始从事汉字信息处理与激光照排系统的研究，他和科研团队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经过几十次试验，终于在1979年7月27日，用激光照排系统原理性样机输出了一张报纸样张。这是一张八开大小的报纸，报头“汉字信息处理”几个大字遒劲有力，输出的汉字笔画匀称清晰，字形美观大方，实现了汉字信息处理的重大技术突破。

　　当时，英国蒙纳公司把它的激光照排系统加上汉字处理功能，在北京、上海两地展览，准备大举进军中国市场。业界有些同志低估了我们自主创新技术的巨大前景，大力主张全盘引进蒙纳技术。

　　面对内外压力，王选想到了光明日报科学部的资深记者朱军，她一直跟踪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进程，对这一成果非常了解，王选决定找朱军试试。

　　8月10日，朱军接到北大打来的电话后，深信这是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具有深远意义，立即表示可以请王选老师到报社来一起讨论写稿，争取第二天见报。在时任总编辑杨西光同志的大力支持下，1979年8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朱军的长篇报道，通栏大标题是“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获重大突破”，用的是当时不常见的大字号，副标题是“我国自行设计的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主体工程研制成功”，称这项成果“对于我国新闻出版印刷领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是“振奋人心的捷报”。报纸还在头版编发了评论员文章和小报样张的照片，对北大团队的科研精神进行了热情洋溢的称赞，不过，依照王选的要求，文中没有出现他的名字。

　　光明日报是当时唯一一家旗帜鲜明地报道激光照排的媒体，这对于王选和他的同事来说如雪中送炭。此后的日子，王选对光明日报念念不忘，还把这张光明日报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十多年，纸都发黄了。王选常说：“在其他报纸都不报道、也不转载的情况下，光明日报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是要承担风险和压力的。这么多年，我一直以这篇报道作为动力，心里想着：千万不要辜负这篇报道，告诫自己要对得起《光明日报》。”

　　经过十多年的艰苦攻关，王选带领团队引发了我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在光明日报社熬的那个通宵，也让王选充分体会到了报社编辑的辛苦，促使他积极推进报社采编流程计算机管理系统的研制。1995年，光明日报再次与王选团队默契配合，采用了北大方正采编流程管理系统，彻底实现了“告别纸和笔”的技术革新。

　　传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火种

　　方铭（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专家委员会主任）

方铭（张瑜摄）

　　光明日报自创刊以来，就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最具有影响力的报纸，同时，也是党联系知识分子的桥梁纽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光明日报举办这样一个重要的座谈会，体现了光明日报团结联系引导服务知识界的使命担当。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者，我通过《文学遗产》版和《文史哲》周刊对光明日报有了了解。上大学的时候，兰州大学图书馆和中文系的资料室都收藏有装订成册的光明日报，我系统地翻阅过1954年以来的《文学遗产》版、《史学》版、《哲学》版的论文，也阅读过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编辑出版的《文学遗产辑刊》。这些论文，引领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发展路径，也是我和无数学习与研究中国文化的读书人学习和了解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发展潮流的学术向导。

　　2015年后，光明日报决定恢复《文学遗产》版，并恢复上世纪50年代专家办报的传统，和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建设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并成立由全国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一百多位著名学者组成的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作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的学术支持单位和编辑平台，承担文学遗产专刊的选题与审稿工作。

　　我受光明日报和北京语言大学的委派，负责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的常务工作，并担任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我们始终坚持光明日报确立的“跟踪学术前沿、引领学术风气、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学术发展”的编辑宗旨，坚持中国文学本位立场，积极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建设，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贡献自己的力量。2015-2017年，《文学遗产》版由月刊到半月刊再到周刊。2018年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和史学、哲学专刊统一整合为《文史哲周刊》，并作为代表光明日报文化高度和理论深度的专版出版，在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享有盛誉。

　　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成立已经有七个年头了，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今后，我们要继续配合光明日报编好《文学遗产》专刊，还要把光明日报和北京语言大学共建的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建设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心和传播中心、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者和光明日报密切联系的桥梁。

　　知识分子的共同家园

　　董振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董振华（张瑜摄）

　　光明日报对知识分子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知识分子共同的家园，承载着中国知识分子为民族复兴追求真理和传播信仰的红色记忆。

　　为天地立心是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和生命意义。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记载着对天地之道的感悟、对生命的态度和对人生意义的追求。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的脊梁，总是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的大道之追问中，不断提炼着民族的智慧，凝聚着民族的精神，传承着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延绵不绝，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民族精神世界的守护者。

　　光明日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家园。提到光明日报，知识分子们具有特别的亲切感，因为这是联系知识分子、服务知识分子、成就知识分子的重要阵地。光明日报是一批批知识分子为了中华民族命运问道的园地，为追求真理论道的高地，为传播信仰传道的圣地。在光明日报提供的精神家园中，知识分子们在这里问道、悟道、得道而行道，从而“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光明日报承载着知识分子追求光明的红色记忆。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和仁人志士，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伟大梦想不懈奋斗。在解放前夕，承载着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人民追求光明的伟大理想，光明日报迎着光明而生。1978年，光明日报勇立潮头，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进入新时代，光明日报关注时代课题和人类命运，不断鼓励和推动重大理论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传承南仁东精神，守护中国天眼

　　姚蕊（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中国天眼”团队成员）

姚蕊（张瑜摄）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同时也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在前些天的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上海光源、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装置等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为我国开展世界级科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物质技术基础。”为此，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尤其是“中国天眼”的一分子，我感到特别自豪，自豪于我们所从事的科技创新事业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为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重大原创突破提供了重要基础。

　　中国天眼的提出源于南仁东老师的家国情怀，那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他去过国外很多望远镜台站，看到过国际上先进的设备，也参与过SKA的论证，深刻地感受到了科技差距，为了能看到我国天文工作者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高性能射电望远镜，他毅然回国，开始了FAST的选址之路。而让这个纯真的想法变成现实，却历经坎坷。FAST不再追着国外的设计，而是直接面向科学目标进行完全自主创新的概念设计，这正是南老师敢于人先的科学自信的体现。在23年的论证、立项、设计和建设道路中，出现过各种质疑与困难，南老师用他坚毅执着的品质，淡泊名利、忘我奉献、真诚质朴和精益求精的杰出品格带领着我们团队，也吸引了国内许多科研人员和制造厂家共同击败那些困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的科技和产业能力的飞跃发展，科技与产业的相互促进，让23年前看似天马行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更让我们坚信科技创新的力量。

　　正是这样的科技创新、这样的知识分子，让光明日报一直关注。光明日报这些年发表了多篇关于南老师的纪念文章，向广大知识分子积极宣扬南老师的科学家精神。

　　“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具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而“创新之道，唯在得人”。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坚信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力，抓住机遇，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勇挑科技重担；作为中国天眼的一分子，我们会传承南仁东精神，守护好“中国天眼”。在中国科技创新的路上，在FAST重大科技成果产出的路上，一定会有光明日报的陪伴！

　　唱响科技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

　　宋玉荣（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副部长）

宋玉荣（张瑜摄）

　　从40多年前为纪念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发表的《中关村的灯光》，到前几年与中国科协共同主办“西迁精神”科技工作者座谈会，再到今年与中国科协联合开设《追寻科学家精神》专栏，协办“与党同行·知识分子的红色记忆”全媒体活动，光明日报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中国科协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双方始终保持着密切合作，共同探究科技工作者的内心世界、为科技工作者鼓与呼，扛起了科学家精神建设的旗帜。

　　为生动诠释科学家众心向党、以身许国，科技为民、自立自强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科协联合科技部、中科院、工程院、国防科工局、国家博物馆共同推出“众心向党 自立自强——党领导下的科学家”主题展览，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砥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团结引领科技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

　　“党领导下的科学家”主题展，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伟大指引为主线，以科学家精神的六个方面深刻内涵为框架，将“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疫精神、探月精神等源于科技界的革命精神融汇贯穿其中，多维、立体讲述党关心关怀、团结引领科技工作者，科技界众心向党、以身许国的感人故事。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28日的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专门邀请钟南山、戚发轫2位院士在人民大会堂宣讲科学家精神，以大会名义向全国科技工作者发出倡议，号召开展“自立自强创新争先”行动，陈薇、薛其坤等12名代表宣读倡议。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发挥桥梁纽带职责，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用实际行动响应总书记发出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动员令，众心向党、自立自强，为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携手前行，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共同努力

　　王秀全（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副局长）

王秀全（张瑜摄）

　　光明日报一直是知识分子可以寄托理想、可以找到知音的精神家园。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面鲜亮的思想解放的旗帜。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我因此一直对光明日报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智慧充满敬意！

　　记得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老师王锐生先生曾在光明日报发表长篇理论文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深入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问题。20多年时光流转，光明日报依然为知识分子保留着充足的理论探讨版面，但同时又大踏步迈入全媒体传播时代，以更为多元的媒介形态和立体的传播平台，展现当代知识分子勇立潮头、引领创新的品格，彰显知识分子天下为公、担当道义的情怀，精心守护和营建着知识分子的这块精神家园。

　　在我的印象里，从陈景润到蒋筑英，从邓稼先到南仁东，光明日报对中国科学院的优秀科学家，从不吝惜版面；对中国科学院的重大创新成果，从不缺位失语。最近一段时间，光明日报通过“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数风流人物”等栏目，生动报道了赵忠贤、王选、王大珩等多位著名科学家科技报国、创新为民的感人事迹。今年两院院士大会期间，光明日报更是第一时间通过《光明视野》专版，刊载了七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围绕碳中和、新冠肺炎疫情、芯片、高铁等前沿科技问题发表的真知灼见。

　　我还记得15年前的“七一”，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全线正式通车。当时，媒体大面积报道了青藏铁路仅用5年就建成通车的这一伟大成就。但是，光明日报记者写了一篇让人泪流满面的报道《张鲁新：一个人与一条路》。正是这篇报道让人们知道，青藏铁路成败的关键在路基，路基成败的关键在冻土。而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在青藏高原研究冻土，积累了1200多万个数据。没有科研人员提前40多年的爬冰卧雪、忍饥挨饿的寂寞付出，就不会有青藏铁路的顺利建设和平稳通行。

　　中科院科学传播局愿意与光明日报更紧密地携手前行，展现科技工作者醉心科研、默默奉献的爱国情怀，展现优秀科学家迎难而上、敢于揭榜的创新勇气，为把我国早日建设成世界科技强国而共同努力！

　　新时代网络文艺与光明同行

　　彭宽（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副主任）

彭宽（郭俊锋摄）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从百年前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民族危亡时刻，到今天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下的民族复兴伟业，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在这百年沧桑中，始终与党同心同向同行，将自身的职责使命、担当奋斗与党的事业、民族命运和人民福祉融为一体。

　　相比于百年奋斗历程，互联网还是新生事物，但网信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发展方向。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带来的信息革命，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让网络空间成为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施展才华、创新奋斗的广阔舞台。在把握互联网由“最大变量”转向“最大增量”的进程中，党百年来与知识分子形成的血肉联系潜移默化、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知识分子中的文化、文艺工作者，在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传统文艺与网络文艺融合发展中更是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在新时代文化强国、网络强国建设目标新征程上奋力前进。

　　文艺名家大家是文艺工作者群体中的佼佼者，具有非凡的艺术成就和高尚的艺术品格。新文艺群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思想活跃、基数巨大、创造力旺盛、来源构成多样，既有互联网技术形成的共同群体特征，又有因年龄层次、现实身份、兴趣爱好、价值取向所形成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他们是文艺事业的新生力量，是知识分子群体在文艺战线的后备军，正在成长为驰骋在网络主战场上的重要力量。文艺战线的知识分子群体接续奋斗，必将推动新时代的网络文艺坚定跟随党的指引，继续与光明同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继续筑梦奋斗、建功立业。

　　与党同行，与时代同步

　　马宝珠（光明日报社原高级编辑、文摘报原总编辑）

马宝珠（郭俊锋摄）

　　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奋斗，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与强大。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光明日报经过70多年的不懈努力，向往光明，追求真理，成为党团结、联系、引导、服务知识界的桥梁和纽带，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一大批爱党爱国的学术前辈、知识界的优秀代表为光明日报贡献了他们的才华和智慧，为我国的学术发展、文化建设奏响了钧天大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就是光明日报与知识界凝心聚力、为时代担当、对历史负责的写照。

　　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32个年头，特别是在理论部《史学》《史林》专刊工作的十多年里，有幸结识并采访了多位著名的专家学者。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钦佩他们学识渊博，更仰慕他们的人格风骨。他们不是一般书斋里的读书人，他们是有情怀、有责任、有良知、有智慧的中国知识界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学术生命因与党的事业、国家的利益、人民的福祉休戚与共而变得更加强劲，更加崇高。作为“光明人”，能在党与知识界之间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感到很光荣。

　　上世纪90年代，报社理论部组织过多次学术研讨会，这些会议因季羡林、任继愈、张岱年、何兹全等学术大家及不少知名学者的出席而备受学界与读者的关注。可以说，他们在会上发表的精辟见解代表了那个时代对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认识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学界前辈的大家风范也激励了不少中青年学者，中国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就这样在代际之间传递着。由于直接组织与报道这些研讨会，光明日报的影响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社会各界、广大读者与光明日报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感情也越来越深厚。

　　30多年里，在我采访或拜访的专家学者中，那些人，那些事，至今历历在目，他们的品格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季羡林、任继愈、白寿彝、周谷城、何兹全、费孝通、启功、王锺翰、史念海、冯其庸、戴逸、章开沅、樊锦诗、叶嘉莹、王恒杰等数百位专家学者，他们将自己的学术生命与民族的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党同行，与时代同步。他们继承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优秀传统，为中国学术与文化的繁荣书写了新的华章。他们对党对人民的情怀，他们那些振聋发聩的观点，留在了光明日报的字里行间，刻在了光明日报的流金岁月里。因为能走近他们、宣传他们，同时被他们的精神感染，自己从事的工作有了特别的意义。我庆幸能成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

　　（文字整理：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潘兴彪 刘梦 张楠 王庆伍 滕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