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早春，第二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我第一次见到李一氓同志。从前也听说过：记不清是不是我大哥1941年回到安徽太湖家乡时，听说有一位过江参加过四老爷（新四军）的乡亲。大哥秘密走访过就住在不远的农民老雷，两人谈起许多新四军的事。大哥当时十分神秘，那时和新四军接触是要砍头的。只依稀记得大哥说起四老爷里有一个李一氓。

　　我见到李一氓时，人们叫他李老，这时已年老体衰发胖了。但作报告讲古籍，带着四川腔调，却很有精神，有那么一股子劲，使与会的人也都觉得有劲了。作完报告，他叼着一支大烟斗走向与会者，我也凑上去和他聊几句，我没有忘记问他在新四军的事。

　　李老对北京古籍的整理出版抓得很紧。这年6月3日，即古籍会议后不到两个月，李老就叫我去汇报。我到万寿路中联部他的办公室去，中华书局的李侃、赵守俨在座。我这时有的讲，因为古籍开会时，我就走访了不少北京和外地代表――都是熟悉古书的文史专家，这对我们的选题、组稿、审稿都非常有利，而且选定了几部稿子。李老高兴地听，吸着大烟斗，不时插话。记得他说“热河密札”可不可以搞？我说当然好。以后我多次去北大历史系找陈庆华，请他搜集资料。这是晚清头等大事，即李老在《避暑山庄图序》中写的“如咸丰死于避暑山庄，而立同治，杀肃顺，就都是在这里预谋的。”当时慈禧和咸丰弟老六恭亲王联手，与遗诏顾命的肃顺八大臣在避暑山庄的斗争激烈。只是慈禧的密谋得逞，加上老七奕?在密云逮捕了肃顺，时局在那拉氏专权下越来越糟了。这好选题，我们没抓紧出书。

　　以后，我觉得李老总想为他人做一点事，哪怕一点点，他都尽力去做。1983年他把自己珍藏的《启祯宫词》送给我们，后来又送来陈师曾的《北京风俗图》。这两次都结出丰硕的成果，尤其《北京风俗图》到2005年还重新再版。

　　李老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组长，加上那些年常听人说起他参加过南昌起义、万里长征，还是郭沫若的入党介绍人，心里的李老是个大干部了。但时而又想起他在古籍会上讲：“我开会像英国议会，可以听也可以不听。”这话我一直记得，因为我觉得它不平常。仔细想这话是尊重与会的人，也提醒开会的主持人，你讲的要让人愿意听下去。

　　这样，我对李老感到亲切。1983年1月我们在崇文门饭店开座谈会，大冷天，他也来了。第一个发问“古书卖得怎样？”我只管编书不管卖书，这下为难了。幸而管发行的老金说：“书卖得不错。北京古籍卖得动。”李老听了很欣慰。原来“文革”刚过，十年不印书，只卖一种书，人们多需要书啊！

　　1985年10月、1986年5月，我两次应约到李老家里去。我到东城贡院邻近城墙（今二环路）的独门院落，只见花木扶疏，新建的房子里插架之物不少。第一次记不得去做什么。第二次记得李老要为文艺报写关于广告的文章。我谈起北京帽店黑猴公柜上踞一大黑猴，万春堂参茸鹿角号门上挂一大鹿角，初级广告。前门棋盘街左右明代店铺挂幌子。清代西四沙锅店卖祭祀的白肉，店里桌椅用白木，有幌子叫“过午不候”，上午就卖完了，是精心做广告了。

　　李老看重古籍整理人才。我知道的，1982年开会，京西宾馆304室同住的上海学者胡道静校订《梦溪笔谈》、湖南学者钟叔河编辑《走向世界》丛书都是李老邀请来的。还有我的小同乡，于安徽太湖从1939年春到1943年夏同一课堂的孔凡礼，曾多次得到李老的帮助，如李老为凡礼延誉，题写书名《范成大年谱》著。此时凡礼是北京三中的教员，住在西城育德胡同一个小煤厂旁的小屋里。李老知道后，想法分配凡礼一套房。李老的秘书沈锡麟也为此事操心，和我商量。要分房得到古籍小组去工作，实际上列名中华书局。凡礼也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曾帮助凡礼来京，但考虑这样是否影响他的著述，他正在搞三苏的集子、年谱等。我请他自己作主，他犹豫不定，终于没有去中华书局工作。后来自己花不少钱在大兴黄村买了房，医疗条件也欠缺，错失了良机。

　　我不知道李老帮助抢救过多少珍贵的古籍。我只知1984年，他为红楼梦研究，建议专家去列宁格勒弄回清代流传俄国的钞本。但他并不认为只要是古籍就都好，就都要出版。比如他就不赞成影印《四库全书》。很简单，1932年学者洪业就庆幸当时没有影印成功，洪业说《四库》所收书已经刊印的，已有9/10以上。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整理过标点的刊印古籍远比《四库》没有标点不易读通为好。大概李老也为机关精打细算，要出几千套《四库全书》，大小机关、学校、文化单位为争脸面，抢着去买，大把花钱，恐怕到头没有几个人认真去读，岂不太浪费了有用的资金？像我们出版社花了5000元买了一套台湾印的《四库》，堆在一间大屋子里，我去看过两回，双锁封存的书上落满了灰尘。

　　我也曾根据李老的意见，写过一篇《〈四库全书〉该不该重印》的文章，刊在1988年6月19日的《光明日报》上，用甲乙对话充分阐明双方的利弊。后来听说李老提起这篇文章，询问是谁写的。当时我在中国书店帮忙，用了“钟初”的笔名，李老以为是中华书局的人，去问也找不到人。其实我还没有说出《四库》的毛病。今天看到李老在《明正德本杨文敏公集》中说：明杨荣的这本书“在清代属‘抽毁’类书，以第八卷〈平胡颂〉、第十一卷〈赠游击将军杨宗道序〉俱有偏谬语。”正是以四库销毁、抽毁古书的证明，可惜我未能像李老这样有研究地指出。

　　李老出生于1904年，我比他小21岁，像思念父执兄长一样怀念他。敬重他是出生入死战斗的一个老兵，有共产主义坚定信念，到老年时还在忧虑时弊：“十几年来不知怎的，造成一种与这个相反的风气（指邓拓放弃中央委员的提名），真不好说了。”“可惜这些年都不讲基本功了。”

　　读李老的《击楫集》（中华书局出），才知他是有功力和才华的诗人、词人。“四十年间云岭怨，皖南山色太苍苍”，又那么重感情，至老不忘千古奇冤的战友、烈士。

　　李老喜藏书因而博览群书。我读《徐霞客游记》，看到徐氏到云南丽江为木氏客人，不知头尾。李老考证木氏原西域人，名“阿得”，明初赐姓木氏为丽江土司。列表木氏二十二代，而帮助徐霞客的是木增，字生白，著有《云淡墨》，即嘱徐氏审定。而木增的五代祖木公字恕卿，因和谪贬云南的杨升庵交游始有文名。于此得知杨升庵影响了木氏几代欢喜文采。

　　还有我读《一氓题跋》（三联书店版，本文引李老文均引自此书）感到愉悦，来了精神。多美的文字，叫我读了又想读。李老实杂文家，不妨抄一段：

　　“气数――气数就是脱离轨道的历史，把燕铭同志贬到济南，后来干脆投之‘清室’，直到一九七四年。这时一根针都不准保有，更说不上刻用的刀了。一九四九年以前，没有用功夫去刻图章，是因为顾不上。这些年不刻图章则完全是被动的，强制的了。我不可惜这些年他没有刻一方图章，我可惜他在这段时间没有为党为人民做出他可以做的事情。可能有这么一个闲章在他心里――‘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李老写他的老友，1975年十三人学习班的同学――齐燕铭。从老友1919年开始刻印说起，由刻印表现齐燕铭的一辈子，写得动人啊！（赵洛）

　　《光明日报》（2007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