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的鼓瑟笙箫到今天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小调俚曲，我国的歌舞乐、说唱乐、戏曲乐等民俗音乐已存在了数千年，是积淀深厚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随着当代社会逐渐驶入信息经济和文化经济的快车道，摇滚乐、爵士乐等外来音乐借助信息技术的平台在国内迅速崛起，而我国本土积淀深厚的民俗音乐在当代流行音乐市场上却有点失语了。很多人也许会将此归因为民俗音乐与“城镇化”后全国普遍流行的现代都市生活方式有差距。殊不知摇滚乐、爵士乐等外来音乐亦发展自欧美各国的民俗音乐，何况我国当代许多民俗音乐传承者的艺术水平还相当高超。那么，民俗音乐在当代流行音乐的市场上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民俗音乐少有独立的生存空间，多是传统民俗仪式的辅助手段。民俗音乐本起源于农耕时代的多种民俗仪式，用于祭祀神灵、祖先、庆祝婴儿降生、标志岁时节令等活动。比如“龙根之歌”“接龙调”等就是湘西苗族在春季为祭祀龙神举行的“接龙”仪式中常使用的民俗音乐。农耕时代的很多民俗仪式在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现实根基。依附于这些民俗仪式的民俗音乐自然也与现代生活方式相隔离，找不到进入当代流行音乐的途径。

　　其次，民俗音乐从其创作者角度表达的多是农耕时代的观念与情感，与现代工业社会的观念和情感有差距。它们有的表达人类对神灵的敬畏，有的表达对祖先的崇拜，有的表达父慈子孝、夫唱妇随的伦理，有的表达打获猎物或庄稼丰收的喜悦。

　　最后，民俗音乐的演绎和组织方式适应的也是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缺乏现代工业社会音乐的应有特色。它们或体现为传统民俗生活方式，比如西南川东民间婚礼中新嫁娘在夜席之后倾诉离别之情等的“坐歌堂”；或体现为传统民俗仪式，比如广西桂林端午划龙舟民俗活动中的龙船歌；或体现为地方剧团演出，比如东北秧歌等。这些演绎和组织方式与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但地域色彩过重，传播范围颇受局限。

　　以上主要原因使得民俗音乐在当代社会陷入了窘境。要走出这一窘境，就需要对症下药，帮助民俗音乐确立其独立的文化身份，发掘其跨时代的内涵，根据现代工业社会流行音乐的特点更新其演绎和组织方式。

　　确立民俗音乐独立的文化身份就要积极挖掘民俗音乐自身的历史发展与文化内涵，以民俗音乐为主体来考察、分析和确立传统民俗仪式的意义。比如对“龙根之歌”等“接龙”歌曲做出历史性的梳理，分析其本身的文化内涵，并从此角度理解湘西苗族的“接龙”仪式。

　　发掘民俗音乐的跨时代内涵就要发掘民俗音乐超越农耕时代的意义。比如将人类对神灵的敬畏拓展为对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朴素思考；将对祖先的崇拜拓展为对民族与历史的热爱；将父慈子孝、夫唱妇随的伦理拓展为对亲情、爱情的珍惜；将捕获猎物或庄稼丰收的喜悦拓展为对奋斗之后收获的欣慰等。

　　根据现代工业社会流行音乐的特点更新民俗音乐的演绎和组织方式则需在当代文化经济语境下赋予民俗音乐的演绎与组织以一定的文化营销传播性质。这可以有四种形式：一是完全融入现代工业社会的流行音乐，构成城市民谣的某种元素，比如钟立风的《在路旁》在开头就使用了民俗鼓乐，其“姑娘们在等情郎”等歌词也易让人联想到类似的民俗歌曲。二是保留自己的独立特色，但与现代工业社会的流行音乐合作，比如张尕怂等的《没有黄河我活不下》就是西北的黄河民歌与现代摇滚合作的产物。三是用现代流行乐队来演绎和组织民俗音乐，比如女子十二乐坊。四是用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等现代工业文化产品配乐来演绎和组织民俗音乐。竹笛乐在《卧虎藏龙》等武侠影视中的运用就比较典型。

　　对民俗音乐的创新发展会帮助民俗音乐在现代工业社会生活中重燃生机，将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在当下文化经济、信息经济的背景下延续下去，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展现出我们民族的艺术生命力，并在世界的音乐艺术殿堂中发出我们民族的声音。（杨东篱）